主页 > 时事新闻 > 新见王国维书札中的两项文献史资料
2014年05月21日

新见王国维书札中的两项文献史资料

  此前卌八行,本石门吴氏物,戊午季冬由吴氏归上虞罗氏。留斋头十日,并志眼福。
  二、王国维在影印《昭代经师手简》中的孝敬

  获得王国维发起,罗振玉于二十七日回覆:“诸家信札由弟印,亦深惬鄙怀。此本虽尚在哈园,弟意径向王太守商之,当可允行。弟谨作一函,求公持与商,何如?” 二月初九日,王国维复书:“乾嘉诸老尺牍,询之景叔,哈园简陋不印,日内可以决策(景预算此种印千部价四百元,如预算之帐却下,则此事即取销。)如此,王太守亦可有辞索回矣。”

  寐叟处前日以送密教史往,欢语如昔,365bet,一览此书目次,甚为自得,云足消遣一月。是日观其所藏朱子书《论语集注》手迹,自‘司马牛问君子章’至‘先进篇’末止,共百八十行。其前四十馀行在张菊笙处,今已由商务馆合印。此老所藏,以此为最矣。是日以印本见赠,盖意在一泯前日陈迹也。
  至于王丹铭,王国维信中说他是王引之的曾孙,但《王国维全集》注释却说他是“王引之孙”。按戊午二月二日王札:“今天高邮王君又过访,出其姑贞孝事略,索公及永题咏,始知文简之子名寿同者,官湖北汉黄德道,于咸丰间殉粤匪之难,赐谥忠介,贞孝即忠介之女。”可见丹铭确为引之曾孙,《全集》注释应予纠正。
  前书作成,即赴哈园古物陈列会。有高邮王丹铭者,乃文简公之曾孙,已易羽士服,携来乾嘉诸老致怀祖先生父子书札共五六十通……简陋论学之文,极有代价,维皆一一读之。姬君拟为之印行,维积极怂恿之,然欲连续登入其所谓杂志中,则印如未印耳……王君丹铭作羽士装,其所题字亦极大方,殆不愧名流之后,惟于学问则无所知耳。言文简公有遗文四卷已刻版,已不全云云。(《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诲出书社等,2009)
  前十五日,哈园古物研究会中晤高邮王丹铭君……其诸家手札仍在哈园,须询其果印与否,再行索还。除夕张菊笙有书来问此事,云公有函致彼,劝其印行,欲一观此物,俟其判断,然后印行。维意哈园如不印则公可印之。其册共八十余开,每开八行书,多者四纸,约莫印费不多,不必烦彼等判断矣。但既入哈园手,却甚为难耳。
  蔡渊迪除了给新发明的三黄历信编年系日外,还操作它们“比定其他罗王间的往来书信”并系定月日,不外所论偶有疏失,爰为补考。

  在两个月里,王国维敦促哈同花圃、罗振玉发起商务印书馆从速出书这些尺牍,并获得王丹铭首肯,做好了由罗振玉影印的筹备。最终哈同抉择出书,让二人的接头暂告一段落。
  五月十一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高邮王氏藏尺牍已一一读过,乃无萧山王中丞书,何也?祈向景叔兄一询。”萧山王中丞指王绍兰,嘉庆时官至福建巡抚。经王国维询问邹景叔,乃知王绍兰信札原系红纸,拍照笔迹不清,遂从王丹铭处借来寄到日本照相。二人环绕此札往还邮寄又有若干通信,不赘。
  一、罗王与朱熹《论语集注》残稿的交集

  “武原张氏”指第(三)札中的张菊笙,即张元济,他是海盐武原镇人。检《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1918年1月3日,记“向沈子培处借到朱子论语集注手稿,今日由叔通送编译所”;16日,记“向沈子培借印朱子论语集注手稿一册,今日对面交还”,未见他保藏前“四十八行”的记录。
  汇款之后,恰逢日本米贵激发骚乱,中日之间班船淘汰,邮递负约,罗振玉多日未收到中国来信,于是屡向王国维询问,范纬君是否付出了印费。如七月月朔518号信说“不知纬君款已付否,至念至念”;十六日521信说“印书款纬已汇否?念念”;十八日523号信说“托纬付款,不知已付否?念甚念甚”;二十三日526号信说“丁君书价,纬已付否?彼无书来 尊书未及”,均甚为焦急。第(二)札“丁辅之处,前已告以公款已付纬君处,想已去取”云云,是对罗振玉一个月来多次关怀的回应。
  第二年,尾山甲将影印本赠给王国维,后者遂在商务印本《朱子论语注稿墨迹》上再次题记:

版权所有©2002-2019  孔夫子旧书网(

  获得《朱子论语注稿墨迹》影印本后,王国维即在书的末页题记:“朱子《论语集注》〈颜渊〉篇手稿,前卌八行藏武原张氏,后百八十二行藏嘉兴沈氏。戊午仲冬,东轩尚书出示真迹并赠此影印本。忆甲寅岁曾在日本长尾氏观《子罕》篇残稿数十行,惜不能与此归并也。国维记。”与札中所言略同。
  王国维旧藏《朱子论语注稿墨迹》,现回国度图书馆。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书社,1987)曾著录王国维题记,但将“武原张氏”误为“武进原张氏”,厥后的研究多沿此误。《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熹〈论语集注〉残稿考释》复转引为“武进张氏”,去真相愈远。今承高山杉兄据手迹校正。
  朱子墨迹是石门吴氏即吴云的后人卖给罗振玉的,王国维在此对“武原张氏保藏”说法做了矫正。从收到罗振玉奉告函,再到丁辅之取走书册,中间只有几天时间,“留斋头十日”云云,取其整数罢了。
  辅之言,高邮王氏诸家尺牍由李梅庵手向其押三百元,渠尚未定。维劝其允之,云兄如不要,留来岁转押于公亦可。此押款条件,辅之亦未询及,约莫名为押,实则售耳。
  从此罗振玉返国赈灾,与王国维屡次碰头,必对影印尺牍一事有所议定,因为二人再就此通信时,哈同已放弃影印,转由罗振玉举办,拍摄好的照片也寄到日本,出书进入详细操纵阶段。

最新帖子

说两句

  可见,真正与第(二)札跟尾得“若合符契”的,是罗氏七月十八日、二十三日等札。第516号罗信原系于六月廿五日不误;末署“廿五晨”的第528号罗信,才是作于七月廿五日的那一封。


  己未三月,日本长尾雨山君复以所藏《子罕》篇残稿十六行景本见赠。《集注》手迹,殆尽于此矣。
  三、对罗王相关书信的再系日

  “高邮王氏诸家尺牍”,是1918年夏秋罗振玉在日本影印出书的《昭代经师手简》及《二编》的原简墨迹。这批乾嘉学者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尺牍,经罗、王二人共同尽力得以出书,此札则道出尺牍厥后的去向。
  书印成后,王丹铭通过王国维,请罗振玉加印一百册,十月廿四日,罗振玉复书说:“《昭代经师手简》二册,此次印百部,计印照等费计日币五百廿余元,合中币三百廿元阁下。若王太守欲附印五十部(而今已不及补印百部矣),即于前印百部中分半与之,价一百六十元(中币),祈传达为荷。”此信透露了《昭代经师手简》的印量、本钱等出书细节。王丹铭厥后是否买书不得而知,但他不久就将原札典押出售的动静,却从王国维第(一)札通报出来。

  沈曾植保藏的《论语集注》底稿,在明代先归王鏊所有,其时有《先进》和《颜渊》两篇,分装上下册,厥后《先进》篇不知所踪,《颜渊》篇在清代又分成两部门,别离传播,365bet,沈氏所藏是后一部门。1918年,张元济经手将前后两部门归并拍照,题为《朱子论语注稿墨迹》,由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行。(拜见赵文友《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熹〈论语集注〉残稿考释》,《文津学志》第八辑,国度图书馆出书社,2016)

  对改系月份的来由,蔡文说:此王氏第(二)札中“丁辅之处前已告以公款已付纬君处,想已去取。《雪堂叙录》亦已于前日函致纬公,照公所属装钉矣”诸语,实乃复原第516号汲取王中“丁君印书款已汇纬君处百余番”“拙著上卷印成,祈先寄草订二部”诸语。第516号所署时间适为“廿五日”。
  《上海书评》日前刊发高田时雄先生《新发明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一文,披露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石滨文库所藏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三通手札,随后又刊发蔡渊迪先生《石滨文库藏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三通考据》一文,对信札内容举办考释,并编年系日。这一发明为罗王之学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在知悉王国维关于《论语集注》底稿的见闻后,罗振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复信说:“来书所云朱文公《论语注》即四十余行者,弟已托丁辅之得之,幸亦勿与他人道及。”(本文所引罗、王二人书信,除注明者外,皆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下简称《罗王书信》)这又引出新见第(一)札传递的另一件事:

  在新见第(一)札中,王国维向罗振玉传递了另一个动静:
  罗振玉随于二十二日复书:“王文简后人竟于哈园邂逅,此事奇快。千祈公与商,文简公函集虽不全,亦请代印百廿部,今天不行不为传播也。”他甚为存眷王引之文集,打算代为印行,但对尺牍的代价也深有会意,当即致函张元济,发起商务印书馆出书。在转年正月十三日致王国维的信中,罗振玉说:“乾嘉诸老致王尚书函札,弟劝菊笙速印之,因渠印涉陈簠斋尺牍而遂及此。渠回信言已托公,不知可即假付影印否?”
  这里说的是王国维在沈曾植家浏览朱熹《论语集注》底稿手迹并获赠影印本一事。
  其时存世的朱熹《论语集注》底稿,除《颜渊》篇二册外,另有《子罕》篇十六行一册,甲寅年(1914)日人长尾甲(字雨山)在北京书肆购得,曾给居住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观赏。1918年秋,长尾甲影印此册,复请罗振玉题跋,罗遂于九月六日作跋语,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