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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周振鹤:谈谈我对《水经注》的认识



  《水经注》之所以到达其时地理学成长的新高度,是因为具备了一个全新的地理学视角,回收了一种以河道水道为代表的自然地理框架来容纳人文地理及其他自然地理内容的写法。这个视角正与《汉书·地理志》所成立的以政区为根基框架来容纳自然地理及其他人文地理内容的撰述编制,形成强烈的比较,令《水经注》在传统绵长的正史地理志—地记—图经—处所志及全国地理总志为代表的传统地理系列著述之外,显得出格突出。从而使得《水经注》自行世以来,就受到浩瀚学者极大的重视与推许。对《水经注》的称誉历代皆有所闻,而在清代到达岑岭;对《水经注》的研究也历经宋、明,而在清代臻于至盛。《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所谓“康乾盛世”文治的代表,海涵了传世的3500多种书。在全书落成后,四库馆臣给乾隆天子写了一个很长的进表,举出这几千种书中少少数的精巧代表作,《水经注》就是个中的一部,得到了“郦注桑书,剖源流于地理”的美誉。说明在清人的心目中,《水经注》被定性为中国汗青上地理书的精巧代表。也因此,《水经注》在清代获得了学者们的集团存眷,很多人专心致志于《水经注》佚篇的钩稽,经注的厘清,异文的校勘,失误的订正。争相以复兴《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而造成著名的赵戴公案。潮水之盛,甚至连天子本人也以能更正《水经注》之误为荣。

  到了汉代,呈现恒久统一版图广袤的排场,于是《汉书·地理志》有条件记录西汉时期的三百多条河渠,成为其时河道水体最完整最全面的记实。《汉志》诸水的记实或系于源出地,或系于终结处,并且局限较大的水道,还载明白流经几多郡国。这么多的水道的根基要素如此清楚,说明西汉时期在中央已经生存有关于全国重要河道水道的根基资料。《汉志》是班固依照本身设计的编制,将西汉时期种种专项地理要素按政区体系盘据编排的功效,所以每条水道的记叙内容虽戋戋数语,其综合配景却是一个全国水系,其所据肯定是其时已有的西汉境内水道的丈量记录资料。由天水放马滩舆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地皮图,我们可以看出实测的水道资料在舆图上的显示。固然这两幅舆图所描画的一些水道或者属“轻流细漾”,不敷一提,或者未入班固所依据的史料之中,但《汉志》关于水道的记叙肯定依赖于此类基本资料才气写成,是显而易见的原理。并且记实西汉时期全国水道的资料,显然比厥后郦道元所注的《水经》还要富厚得多,因为后者所记也仅有一百三十来条水道罢了。这也就是我猜测在古代,水经所指不单是一部专书,大概照旧一类书,撰写水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路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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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要将载籍中“乱流而摄诡号”、“直绝而生通称”的河道名号判别清楚,而且将“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的水道体系整理清楚,并在文字上清晰表示出来,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郦道元做到了。他将巨细一千多条河道一一梳理清楚,布置妥贴,尤其是要将河道的各级支流都论述到(漳水并不算长,却连四级支流都涉及了),而又不能错杂,真是太难了。之所以要“访渎搜渠”,其意义端在于此。所以他率直认可其著作的呈现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担忧虚度了光阴,所以才拿《水经》来消遣,将“前文”加以“布广”,而功效却衍绎为一本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假如他前文本身已经说过对“寻山”与“问津”并无乐趣,尔后头又说“访渎搜渠”是亲力亲为,那岂不是一个大抵牾?


  版本研究是《水经注》本体研究的前提,但这毫不是说我们只有等版本研究进程竣事之后才气举办本体研究。恰恰相反,对《水经注》举办汗青地理方面的研究,常常会呈现纯真版本研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通过对《渭水篇》的研究,李晓杰团队就发显着末陈仁锡本的文字内容最靠近吴琯、陆弼校刊本,而不是黄省曾本。更进一步,365bet,纵然现存所有版本都不存在疑问的处所,在汗青地理研究方面假如过不了关的话,也一样可以证明版本在传播进程中呈现了错误。这一点,清人的研究也已有“审地理”的先例,今人也借此考据出一些错简之处,在在说明《水经注》本体的研究是与版本研究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