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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关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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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希和初入藏经洞时,洞中大大都写本仍然是分帙安排的,这可以从伯希和那张著名的藏经洞留影中看出,即在他身后会萃的写本还包在帙中,而经他翻检后安排在一边的部门,则已经没有序次可言【26】。最遗憾的是伯希和将全部藏品翻检一遍时,明知不行能将所有藏品带走,故订立了几条选择尺度,即只取不和有非汉语的卷子和带有题记的卷子,而一般他预计已入藏的普通汉藏文写经,则弃置未收。
  [35]斯坦因记实了在路上遗失的景象,见Serindia, II, pp.829-830;进京后的环境,见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1000-1001页。

伯希和在藏经洞

  佛典和佛画无疑是藏经洞所存文献和文物的主体,它们原本是属于三界寺的工业。这里有五世纪初叶以来写的各类释教文籍,有些固然残破,但在十世纪的道真眼里,它们无疑是贵重的文献,就象本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版书一样,固然多半残破不完,但却被经心地生存着。而很多十世纪末期所写的佛典和所绘的绢画,则更难说是废弃物了。这些文献和文物全都包好一起整齐地存放在洞中的景象,也不能使我们认为是一堆废弃物。假如说印刷术的发现带来的书籍形制的变革导致了写卷的废弃,则无法表明绢画和刻本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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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斯坦因为了尽快攫取藏经洞宝藏,放弃了让蒋孝琬随地体例华文写本目次的打算,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厚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各类古物挂号目次”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挂号目次,唯独没有所获华文写本目次【22】。并且,当斯坦因敦煌收集品送达伦敦后,由于扶助他此次探险的是印度当局和英国博物馆,所以收集品又分手入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Asian Antiquities Museum)。
  [15] Serindia, II, p.813.

  [17]这两张照片不难见到,前者又见于Ruins of Desert Cathay, fig.188;《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86图;后者又见于P.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0), pl.11;杨汉章汉译本《丝绸路上的外国妖怪》(甘肃人民出书社,1982年),图版第4页。1990年四川人民出书社出书的《英藏敦煌文献》第1卷也收载了这两张照片。



  [10]《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五日条。
  道真曾以沙州释门僧政的身份签发《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派窟龛名数》【55】,似可证明道真地址的三界寺位于莫高窟前。除了上面提到的藏经洞文献和文物与三界寺藏经和扶养具之间的各种接洽外,敦煌写经中带有寺院标志(包罗藏书印、寺名缩写等等)的写本,无疑以三界寺最多【56】。斯坦因猜测三界寺藏书室的藏书应是藏经洞文献的主要来历【57】,藤枝晃也持这种观点【58】。
  《西域考古图记》第22章,会合记实了斯坦因在蒋孝琬辅佐下考查藏经洞的具体进程。斯坦因的陈诉概略上是凭据时间先后加以论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归类。这里只能很是简腹地按原书顺序概述一下他的陈诉的主要内容。

  [22] Serindia, II, pp.937-1088“List of paintings, woodcuts, textiles, and miscellaneous antiques recoveredfrom Ch’ien-fo-tung”, pp.924-925 “List of Sogdian an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Ch’ien-fo-tung”; III, pp.1432-1459是Hoernle编的“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and Kuchean”.
  从此,藤枝晃传授回收“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代替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从头部署导致本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今后不久【3】。
  佛典的缺失直到宋初仍未改变,S.2142《佛典目次》题记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令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部,欠数较多,未得成绩。同日,法令海诠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令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此时敦煌释教教团所属的经司都无法配全藏经,更不消说一些一般的寺院了。
  伯希和时代,人们对西北汗青的相识还较量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较晚的汗青事件来表明藏经洞的关闭原因和年月。在颠末多年来对唐宋时期西北汗青的探讨之后,我觉得最有大概促成藏经洞关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

  于阗和尚所带来的伊斯兰东进的动静,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动静可骇得多,因为黑韩王朝是颠末近四十年的血战才霸占于阗的,他们对付阗释教歼灭性的冲击【84】,该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顿时东进,所以,封存勾当是主动而有秩序地举办的,而且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了须要的掩饰【85】,乃至本事儿分开人世后被人们恒久遗忘。
  三、唐五代敦煌经藏的缺经环境

  由于大大都经帙被看成美术品放在博物馆中,已经颁发的一些佳构都是作为研究斑纹图案、经纬线等方面而发布的【66】,所以我们尚难相识经帙的全貌。生存在英国图书馆的一些纸质或麻布经帙,为了揭出粘在上面的文书质料,多半已经拆开,只保存了几件作为标本【67】。据称,北京图书馆藏有经帙34件【68】。这些经帙的存在,证明白藏经洞所藏写经是按帙存放的。但这些经帙到底有几多,另有待我们去作系统的整理。
  [33]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查团记》,《中汉文史论丛》第50辑,1992年,109-117页;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查团资料研究》,同上杂志,119-128页。


  本日,在伦敦,华文佛经写卷作为图书资料生存在英国图书馆,而包裹这些经卷的经帙,由于多半用丝锦制成,则被作为美术品保藏在英国博物馆,使帙与经卷进一步疏散,今朝想规复藏经洞华文佛典经帙合一的状态已经不行能了。

  [8] Serindia, II, pp.802,803-804.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关闭,争论主要会合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月,二者又是彼此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态度出发,对这两点提出各种讲解,归纳起来,365bet,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接头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详尽记实的考古学家,他按照洞中包裹的安排景象,认为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被打乱,有很多包裹中的分类也已夹杂【15】。可是,从斯坦因的描写的环境来看,斯坦因所见到的藏经洞景象,仍然概略上生存了原本的一些状态。因此,我认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陈诉《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景象,该当是接头藏经洞关闭原因的出发点。
  [1] A. 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820. 按Serindia(西域考古图记)全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共五卷,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陈诉,有关斯坦因获取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以此书最详。另外,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小我私家观光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两卷本,伦敦1912年出书,也有内容大抵一样的记录。惋惜以上两书尚无中译本,海内学者经常引用的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或王竹书先生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所据原本为On Ancient Central-Asian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North-Western China,1933年伦敦出书。这是斯坦因在美国所作关于他三次中亚探险的提要讲演稿,有关藏经洞的记实较上述两书要简朴得多。Jeannet Mirsky, Sir Aurel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一书第14章,摘录了Ruinsof Desert Cathay所记斯坦因获得藏经洞宝藏的主要段落。此书已有田卫疆等人的中译本,题《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摄影出书社1992年版,虽有些处所有所误译(如将“贝叶本”译作“菩提”),但可供参考。本文主要操作斯坦因的正式陈诉Serindia,辅以Ruins of Desert Cathay。
  别的,因为莫高窟是敦煌公众扶养佛像和佛经的主要场合之一,所以,在三界寺中该当有相当数量的扶养经和画。并且,我认为道真从各寺采集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质料生存在三界寺,并最终进入藏经洞。

  斯坦因所见藏经洞中的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质料而生存在哪里的,它们对付敦煌的一些大寺可以说是废料,但对付三界寺来说,却不能说是废品。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明的藏经洞,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和美术品。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付这些资料的研究成就,已经极大地富厚了我们对中古时代对象方文明的领略。



  敦煌文书中有关道真的质料以S.4915《雍熙四年(987)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最晚,可以推知他的收集修补佛经的事情一连举办。S.6225一面写“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另一面也是道真手迹,写“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经录》一本”,这是道真收集佛经的简朴随记,意思是说他集成了一部完正的《大般若经》,尚有一部不全的《大般若经》及《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等。又S.6191也是道真所写:“杂《大般若经》,或有施主及官家缺袟号处,取添袟内,计十卷。”【53】这是说他续得的十卷《大般若经》已是多余的本子,如其他施主或官家藏经有缺,可以此增补。


  [27]藤枝晃传授曾对伯希和这种简选写本的要领提出品评,见所撰“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I”, Zinbun 9, 1966, pp.8-10.

  本日,我们很容易地从韦陀编三卷本《西域美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彩色图录中看到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细绘画【69】,也可以在即将出书的秋山光和先生等编二卷本《西域美术》彩色图录中看到集美博物馆藏的伯希和同类收集品【70】,这是持“废弃说”者不该回避的藏经洞文物。依我的观点,假如没有反佛的外力的促使,这些绢画是不会封存的。
  在藏经洞发明今后,王羽士曾将个中一些佳构作为标本,经肃州道台廷栋送给兰州的甘肃藩台,甘肃藩台基础不分明这些写经的代价,呼吁将经卷原处封存,由王羽士看守【8】。但王羽士并没有全部封存,而是经常取出一些书法精细的写卷,送给王侯将相,以调换修缮莫高窟所需的用度。
  何况,固然有北宋颁给沙州刻本藏经的大概【60】,但纵然这部藏经运到了沙州,也不会入藏三界寺。俄藏F.32A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61】说明迟至1002年,沙州官府仍在誊录卷轴式佛经,所以,藤枝晃传授的废弃说来由也是不充实的。
  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59】,或许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近,故此在十世纪中叶徐徐成为道真采集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蕴藏所,安排佛典残卷和一些扶养具。个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以致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由道真打点的。


  [28]《敦煌石室访书记》,26页。
  斯坦因今后,藏经洞原貌已乱,藏品颠末多次支解,形成本日我们在各个保藏单元见到的敦煌残卷的样子。然而,这种本日的生存状态不是藏经洞的原貌,据此声称藏经洞中的质料都是废弃物,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同时,归义军的僧俗公众也不乏分明回鹘、于阗文者,我们举几条属于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质料。S.5448《浑子盈邈真赞》云:“明闲礼则,传戎音,得顺君情;美舌甜唇,译蕃语,羌浑叹美。”浑子盈死于925年。P.2991《张灵俊邈真赞》云:“杏坛流训,梵汉翻传。”灵俊卒于936年前后【76】。又敦煌研究院藏001号+董希文旧藏+P.2629《归义军官府酒破历》(964年)中,记有“孔目官修西州文字”,“案司修甘州文字”,“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川(州)文字”,“供修于阗文字孔目官”等【77】,沙州案司孔目官所修西州或甘州文字,即指回鹘文无疑,于阗文字则指于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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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岂论是华文佛典,照旧藏文文书,也岂论是绢纸绘画,照旧回鹘、于阗文献,我们假如把它们放在公元十世纪,而不是本日已被范围的眼光里,我想藏经洞的主体质料不该是废弃物。按照以上的论说,我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扶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


  [31]见卫聚贤《敦煌石室》一文及其所附敦煌县档案,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24-25,37-39页。其时,那些藏文写本已被移到另一个洞窟,迟到1919年才作出妥善保管,见上文40页所附敦煌县档案,这些藏文本厥后主要归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保藏,见敦煌县博物馆(荣恩奇整理)编《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次》,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541-542页;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59-63页。


  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曾奉上藏经洞出土的《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牒碑》拓本、《乾德六年(968)绘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三十一页等【9】。不久,叶氏又从敦煌文人王宗海处,得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开益经》残帙、《于阗国公主扶养地藏菩萨画像》等【10】。叶昌炽发起甘肃藩台将所有古物运到省垣生存,但因运费无着,仍令敦煌处所官府原地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