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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牛津版《知堂追念录》的出书故事

  三育版《追念录》虽得曹氏三校,但老眼昏花,仍讹错浩瀚。说到讹错,尚有以下一个重要因素:
  曹氏虽非中共党员,但自承是同路人。他仍为此书的出书,向《大公报》的费彝民、罗孚报备。“彝民、承勋二兄:关于《知堂追念录》的发行,我小我私家负完全责任,如有错误,我小我私家愿受任那里分,决无牢骚”,“我并不居功,也不辞责。我先后校了三回,内容绝无反动之点,并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存下来”。字里行间,隐约显示出曹氏是在为罗孚开脱。

  其实,曹、罗都是慧眼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曹聚仁和周作人是旧友,世人所共知,且不说了,罗孚上世纪五十年月随朱省斋陪访周作人,始与周作人有一面之雅。但罗氏对周作人的倾慕早于少年时即发生,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文章和书法,曾自陈是“双崇敬”。

  上世纪六十年月,香港报纸多用活版印刷,排字工人执字排版,都是五指墨黑,故有“黑手党”之称。当稿件发到字房,为求速度,往往一纸剪成几条,由各工人分纸执字,供执字的原稿在校对之后,纵然不“五马分尸”,也已恍惚丢脸了。

周作人八十一岁時小影(1965)

  罗孚还指出:《知堂追念录》是曹聚仁发起的。“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罗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于是曹聚仁写信给周作人。罗更提到:“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新晚报》向他拉稿,尽量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得精确些,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因为立意和写信的都是他。”(见罗孚《追念〈知堂追念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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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致周作人信

  其实,此时的曹聚仁正处于贫病交迫的苦楚晚境,以病弱之躯,亲负校对之责,“伏案校对,腹痛如割”。书出书后两年,曹氏也在澳门病逝了。
  纵然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审慎,但《追念录》在连载一个月之后,仍给腰斩了。罗孚的交接只是:“我是衔命行事。”有人放话:“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那只得腰斩,是别无选择了。

  其实,曹聚仁是以虚言诳老者,此时的曹氏已是“不能回京”了。事缘曹氏所编《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不愿销毁书中上世纪二三十年月蓝萍在沪、宁影剧界的勾当资料,因而犯讳。周恩来要掩护曹,乃警诫他非得北京许可,不要返国(见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伴随先兄南行记事》)。

  曹氏又布置《南洋商报》将稿酬直接汇至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用以办理该书的排版及印刷用度,乃令该书能在1970年5月出书。他在追念录的“校读小记”中坦言:“这部《知堂追念录》,先后遇到了各种荆棘,终于和世人相见了。此稿付印时,365bet,知堂老人尚在人世,目前老人逝世已三年余,可以或许印行问世,我也可慰故交于地下了。”



  形势令知堂老人无奈,曹聚仁也为罗孚表明“腰斩”之事,说:“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本身作主的。”又说:“他(罗孚)是党员,我并不是,我是同路人。”并嘱咐:“我这封信,先生看大白了就算了,不必和别人谈及。”(1966年11月25日)

  《知堂追念录》一书由1960年12月开笔,至1962年11月脱稿,再到《新晚报》登载时,已是1964年的8月了。罗孚厥后说:“是我尚有记挂,怕回想录的文章是阳春白雪,不为一般读者接管;另一个原因是想周氏对敌伪时期的汗青是如何说话。是厥后见周氏能阙而不谈,这才释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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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句

  在《知堂追念录》成书半个世纪之后,牛津大学出书社又将该书以知堂老人原稿校勘后从头出书,并附录一些已往不常见的文献资料,对研究知堂老人生平谤誉事功,至关重要。


《知堂追念录》手稿

  曹氏在“校读小记”中说:“而今看了全书,我相信各人必然会认可这么好的回想录,如若隐藏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惋惜,那位对老人作主观品评的人,已不及见这本书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365bet,我都不管了。”
  其实,《知堂追念录》被腰斩之后,罗孚仍未放弃,初拟转在1966年罗参加开办的《海光文艺》上择要刊载,但“文革”风暴波及香港,《海光文艺》也夭折了。更遗憾的是,知堂老人未几也在熬煎中死去。厥后,经曹聚仁说项,《知堂追念录》得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上颁发,于是连载九个月,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个年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