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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魏晋时期的文房器用:仲将墨与韦诞笔


东晋青釉褐彩鸡首壶,口径5.5厘米、高15.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大英博物院藏


汉白马作笔,长21.9 厘米、径0.6厘米、笔头0.6 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1964年新疆吐鲁番地域出土的东晋纸本绘画《墓主人糊口图》,纵近半米,横一米余,由六张麻纸连拼而成,是现今所见最早纸本绘画,也可见其时绘画用纸之一斑。

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贵族和士人注重仪容,追求精美华丽,奢靡成风。从汉时就普遍存在的簪笔现象,在魏晋时期演化成一种象征可能礼节。此时簪笔成长为簪白笔,即不消来书写的笔,笔头清洁为白色,本来便于书写的实用成果转变为礼节象征。“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钦定四库全书》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晋书·舆服志》),因此一方面魏晋人在对毛笔的建造上追求书写结果,注重笔毛的拣选和建造,改造了笔头;另一方面出于对本身职位的展示,在笔管束作上极尽其奢。建造笔管的质料据史书记实就有精选的木、竹、玉、铁、琉璃、象牙、犀角等,再有镂刻、嵌宝、错金或饰金等工艺,应相当精细华贵,惜今朝尚无出土实物可见。西晋傅玄有《笔赋》云:“简修毫之器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素纨。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兔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圆管,属象齿于纤锋”,当是写照。


说两句


  四、魏晋时期的纸

  以往人们多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现的,但据考古发明,证明白中国造纸术至少早在西汉初期即已呈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质舆图残片,以麻为原料,纸质较粗,色黄,造纸技能程度较低。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能呈现一次奔腾,造纸原料的拓展是造纸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时期的纸多半以麻为原料,蔡伦时代,增加了树皮和渔网,从此各类树皮纸纷纷问世。魏晋时期发现了桑皮纸、藤皮纸。汉末建安年间呈现了著名的造纸家左伯,齐萧子良称其纸“妍妙辉光”(《与王僧虔书》),其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惋惜没有把左伯纸所用的原料和制造要领记实下来。

  三、魏晋时期的砚
  《笔经》(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传为王羲之所作,对制笔所用毛及建造进程描写更为详尽:
  从韦诞合墨法可知中国古代制墨工艺进入了成熟期,墨的主要身分和制墨要领根基定型:合醇烟、好胶、香料、防腐药等,杵多益善,延续至今,墨由丸状变为挺状。后裔固然有调解,但跟韦诞制墨法没有本质区别。

  《笔经》和《笔方》记述了两种不尽沟通的制笔方法,是书法家对制笔履历的总结,说明其时的制笔技能已经相当成熟。《笔方》还记实其时“金宝雕琢,然后为贵”的民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笔作为文人日常书写东西,在魏晋时期工艺相当成熟。
  在汉代改造造纸技能的基本上,魏晋时造纸原料日益多样化,纸的款式繁多。剡溪有以藤皮为原料的藤纸,纸质匀细平滑,皎洁如玉,不留墨。另外史料记实尚有用海苔所造名纸—侧理纸。“张华博物志成,晋武帝赐以麟角笔管,辽西所献也,青铁砚用于阗所上铁为之也,又赐侧理纸万蕃,南越所贡。汉人言陟釐,与侧理相乱。盖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觉得名。”(王子年《拾遗记》四库全书明董斯张《精湛物志》卷30)尚有明董斯张《精湛物志》卷30记实“王羲之制榖藤二皮之纸”,又“王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黄纸,又用张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海苔纸和紫纸,今已不见。从史料记实中可见魏晋人追求书法上的美对纸张举办了斗胆的实验和创新,但名纸尚未普及,造纸技能还未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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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圣王羲之幼年时用什么笔,又用的是什么纸与墨?



  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阐述:“晋代已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如吐鲁番发明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继而回收植物淀粉糊。之后又直接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匀称分手,便于抄造……回收这些法子的目标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另外,还先后回收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举办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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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两晋南北朝,造纸业的成长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对毛笔影响较大。东晋末年,桓玄独霸朝政,废晋安帝,并命令以纸代简,竹简逐步退出版写舞台,毛笔的建造工艺相应作了调解和改进,以适应新的书写质料。此间一些书法家参加制笔,并有专著,如韦诞《笔方》与王羲之《笔经》先后问世。三国魏韦诞所书《笔方》,初见于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韦诞字仲将,魏京兆人,书法家,擅各类书体,亦善制笔墨,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所制之墨人称“仲将之墨”。《笔方》一卷具体先容了韦诞的制笔要领:
  魏晋时期的笔墨纸砚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势气魄,与此刻的不同有多大?本文从魏晋时期作为文房器用的笔、墨、纸、砚四个方面着手考略,表达了魏晋六朝虽为中国政治上最杂乱、社会上最疾苦的时代,在文房器用方面却日趋良好,泛起新民风。
  二、魏晋时期的墨

  汉虽有纸,但并不普及,书写质料为简和纸并用。及至东晋末年,桓玄下诏:“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太平御览》文部卷21)从此,纸张取代简牍,成为朝廷公函的书写载体。纸的推广普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兴盛。但受出产技能限制,纸张多不大,一尺见方阁下多见。因书札、写经等都在一尺见方的纸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这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气势气魄的形成,传世的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及楼兰出土残纸等等于尺牍的典范样式。

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毛笔与竹管



  (注:本文原刊于《大匠之门20》,原题为《逸气假毫翰 清风在竹林——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器用考略》)



  秦汉制笔在战国笔的基本上有所改造,后裔有称“蒙恬造笔”,晋代崔豹《古今注》记实:“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又问彤管何也?答曰:彤管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


  从汉到晋书写载体产生了重大的变革,竹简逐渐被帛纸代替,墨的质量及形式有了重大调解。魏晋时期成为墨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以松烟墨的大量风行及“韦诞制墨方”的呈现为符号,南朝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在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实了韦诞的制墨之法:“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缸内,筛去草泽,若细沙尘土。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行不慎。墨麹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玄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真珠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自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诀如此。宁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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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毛笔,笔杆25.5厘米、笔头6厘米、笔套25厘米,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