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县域新闻 > 讲座|辛德勇:年号纪年制度的渊源和启始时间
2014年05月21日

讲座|辛德勇:年号纪年制度的渊源和启始时间

说两句

否则的话,凭据此刻通行的表明,说商朝人行用的是我讲的那种“阴阳年”,有十四月时,是这一年配置了两个闰月,我以为这是很难说得通的。因为其时由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所组成的周祭制度,已明明浮现出商人对太阳年的认识已经较量清晰,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大概呈现因失闰而需要在一年中增置两个闰月的环境?这实在太不行思议了。在这里需要顺便明晰一下:凭据我的领略,商朝是不存在闰月的。
窃觉得这件铜钺或者可以辅佐我们领略商人以“岁”名“年”的缘由:即如下图所示,以所谓斧戉象征对太阳视举动轨迹的切割,即把这一周而复始的轮回轨迹从中斩断,太阳在以这一切割点为起迄点的那一段运行轨迹,就是“一岁”,也就是我们此刻所讲的“一年”。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年”和“载”,也是要把像这样斩切开来的一段太阳视举动运行时间作为根基计数单元的。这样的图解看起来好像很简朴,但却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楚地领略“岁”字的太阳年涵义。

若是倚老卖老,委曲讲一点儿本身念书治学的体会的话,我对孔夫子所说“道不远人”这句话,是有较深的体会和感伤的。孔夫子的原话是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行觉得道”,把这些话移用到我们这些书白痴做学问的事儿上来,就是昔人今人都是差不多的人,他们当年干事儿,和你我在本日所干的运动差不了几多,是常人就都要遵行平平经常的人情事理。所以,根基的人情事理这一关若是过不去,不管你讲的原理有多高明,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

第二,华文帝和汉景帝给新纪元所添加的这种神圣的象征浸染,对崇信阴阳数术且“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史记·封禅书》语),自然会发生直接的影响,其功效,就是促使汉武帝抉择以所谓“天瑞”来创制年号

列位同学,你们各人自投罗网,来到这个“会合营”里来,许多人是想多听功用事学术研究的神机妙法,但是实在对不起,我确实没有怀揣什么袖中妙算,所以从来也不敢侈谈什么学术要领问题。我原来就不是汗青学科班身世,泰半生,不外混迹其间,委曲讨口饭吃罢了,基础就不具备做西席爷的资格。

这是因为“年”这一观念只是特指地球绕日公转亦即太阳视举动的一个周期,假如比附自然的太阳年来工钱地定立一个基于“太阴”亦即月亮绕日周期的“年”的话,只能是以月亮绕日运行的完整周期为基本来配置一个靠近于太阳年的时间长度:十二个月比一个太阳年短11天上下,若是十三个月又会多出快要二十天。这种年,也可以称之为“太阴年”。形象地讲,太阴年仿佛是个“年”,其实却与真正的“年”也就是太阳年有着很大的区别。

西华文、景时期这屡次改换新的纪元,在两个方面,对汉武帝启用年号纪年制度,奠基了重要的基本,可能说是滋长了战国时期魏惠王、秦惠文王生出的年号纪年制度的抽芽。

我想,通观前前后后相关事件的成长变革,上面这两条轨迹是显而易见的。
有意思的是,用“岁”字来暗示“年”义,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实际的用例。古文字专家阐释殷墟卜辞中该字初形,觉得甲骨文“岁”字本象斧戉之形,与戉同源(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惟商人何故会以此斧戉之形以名时间周期之“年”,似尚语焉未详;至少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列位行家好像还没有做出贴切的讲解。

就其实质内容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纪年制度的一次重大厘革,而若是思量到周人过的这种“阴阳年”被厥后的所有朝代所担任,年号纪年制度发生和应用所依托的历法都是这种“阴阳年”,那么,可以说,周人这一厘革,实质上是把中国古代的纪年制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这一制度走入了它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上古时期——我在这里说的也就是商朝,其历法环境毕竟如何,专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异的观点,我这个外行的棒槌虽然更不得置喙其间。不外若是从上述平平经常的人情事理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我倒长短常附和常玉芝密斯的意见,即殷商人过的是一种太阳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附案陈梦家先生将此太阳年称作“祭奠年”,觉得“王室用祭奠年并非民间必然如此”,对殷人之“年”颇存游移之词,说见所著《上古天文质料》,收入《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尽量在对殷商历法一些详细内容的领略上,常玉芝密斯的某些观点我还不能完全领略,尚有一些差异的认识。
与在这之前至迟自武丁时期以来那种以“岁”称“年”的用法对比,这种以“祀”纪年的形式,固然同样照旧太阳年龄年,但却有了一个明明的变革,这就是在行年序数前多冠有“王”字,作“惟王若干祀”的形式(个体还有“王若干祀”或“若干祀”的用法),从而也就在表示形式上,明晰标志清楚纪年的序数是“时王”在位的年纪。这样的用法,强化可能说是突出了人君的身份在纪年制度中的职位和浸染,是中国古代纪年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变革,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纪年制度走入了第二个阶段。

周人过的就是这样的“阴阳年”。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也许有人读过王国维先生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一文。王国维先生这篇文章,一开篇就写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实在是一篇大手笔的精品,能写出这种文章的学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家。王国维先生在详细的阐述中,固然没有提到我在这里所讲的用历制度,但在商周厘革的政治配景和文化配景下来对待这一问题,自然更容易领略商周历制的迁改:首先是清楚认定这一史实,继之是深刻认识其一定性。
这个周期,大致地讲,是很容易视察的——把用饭的桌子搬到阳光下面,再在上面矗根用饭的筷子,看看每一天日影是非的变革周期就行,只是凡是会差上个两三天,几多有些误差。各人熟悉的日晷,只不外比桌面上的一根筷子更专业一些、更紧密一些罢了,根基道理都是一样的。在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中,考古事情者所发明的其时人视察日影的修建遗存,那更是专门建筑的视察设施,显示其时天文视察的本领已经很强,并且已经高度专门化、制度化了。

十三个月太阴年的太阳视举动轨迹

各人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因为这看起来好像太简朴:“年”,中国每一小我私家都年年过,不管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年初也都得搪塞着过,有谁会不知道什么是“年”呢?其实不只大大都公家不知道,并且这个国度的某某TV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对“年”的讲授,根基上也都是胡诌八扯;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度绝大大都研究中国汗青的汗青学家也还真的不知道,至少不是很清楚。

拍卖信息

接下来,到进入第七个纪元的时候,汉武帝才正式抉择在现实糊口中,回收像“建元”、“元光”、“元朔”这样的形式来作汉朝天子的纪年,并称呼当年为“太初元年”。这样,“太初”也就成了中国汗青上第一个利用的“年号”,所谓年号纪年制度,也就正式成立起来。从成长的进程来看,这也可以说是年号纪年制度进入了它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五个阶段。这一年,为公元前104年。

四川彭州出土东汉月神羽人画像砖拓本(据深圳博物馆编《巴蜀汉风——川渝地域汉代文物佳构》)

或者只有由这一根基认识出发,我们才气对其时一些有关纪年的根基词语做出贴切的领略。譬如《尔雅》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样的说法,固然不行全信,但“岁”、“祀”、“年”这些词语,确实都是上古时期利用过的、最初很大概是用于表述太阳年的时间单元,见于殷墟卜辞等上古文献(“载”的环境则较量微妙,因为它仅见于《尚书·尧典》,未必真的曾经应用于上古社会)。


在这样的配景下,我们看到,在《尚书·尧典》里呈现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太阳视举动的要害节点,也就是所谓“四气”,或是凭据此刻民间世俗的叫法将其称作“四骨气”,只是详细的名称与之差异,其时乃是别离称之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罢了。这四个节点中的任意一点的周期再现,都是一个规整的“年”,也都可以称作“一年”。
就像在上面举述的《走簋》铭文这个例子里所看到的,周人通用的纪年形式,是“惟王若干年”这样的形式(也有在形式上仍沿用商人之太阳年旧名,将其书作“惟王若干祀”的),以“王”字冠加于年序之上,看上去与商人的“王若干祀”很是相似,这是周制对商制的沿承;但此“王年”非彼“王祀”,它暗示的是一种“阴阳年”而不是商人所用的太阳年,这即是周人对商人旧规的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