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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陶庵梦忆》中有多少亡国之痛?


  “张岱在文字中凝望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权当不曾拥有的一切,他竟无愤懑,无悲悼。”李敬泽先生的这段话我极端喜欢,因为只有看懂张岱的《清明上河图》才说得出。


  
  二是张岱早期的文章并不会因为失去了后人附加的“主题”而黯然失色。它们仍然是明代散文小品中的明珠,张岱在文章中所注入的可朱紫性依然有它的光线。张岱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都会平民糊口的画卷。明末虽然不是盛世,平民只有在节日才可贵欢悦一天。张岱在避难之际想到的就是那些卑鄙俭朴、狂放自在的欢悦已经荡为灰烟。对比之下,张岱对本身失去的精美糊口反而处之淡然。
  (三)人们常把《梦忆》比作晚明的《清明上河图》,我很附和,但我认为只有《梦忆》中的一部门才是。张岱谈《清明上河图》的那句“富贵繁华,已往便堪入画,当年正不敷观”,这正是他用笔写了一幅本身的《清明上河图》时的体会。他这里说的“富贵繁华”不是他本身的家属,而是明末的江南。他深情地回想了明末江南民间的富贵僻静民的欢洽,记绍兴有《越俗扫墓》(卷一)、《杨神庙台阁》(卷四)、《严助庙》(卷四)、《目莲戏》(卷六)、《绍兴灯景》(卷六)、《实时雨》(卷七)、《闰中秋》(卷七)、《龙山放灯》(卷八),杭州有《西湖香市》(卷七)、《西湖七月半》(卷七),苏州有《葑门荷荡》(卷一)、《虎丘中秋夜》(卷五),扬州有《二十四桥风月》(卷四)、《扬州清明》(卷五)、《金山竞渡》(卷五),南京有《秦淮河房》(卷四),嘉兴有《烟雨楼》(卷六)。这些文章险些是篇篇俊丽,字字珠玑,张岱散文在此到达出神入化的地步。张岱在这些形貌都会风情的文章中拜托了他的祖国之情,不能自制,字里行间多有表露。
  那么《梦忆》中有哪些篇能确定是明亡之后所写的呢?虽然首先是文中能看到时间记录的一些,但不多。如卷一《锺山》,起码最后一段是明亡后所补写,365bet,卷二《三世藏书》,卷四《祁止祥癖》,卷七《鹿苑寺方柿》,卷八《瑞草溪亭》和《嫏嬛福地》,尚有仅见于一卷本的《鲁王》《祁世培》,不外十篇罢了。(但也未必皆写于顺治三年的山中,如《嫏嬛福地》一文就是在《梦忆自序》脱稿的若干年之后。)但假如斗胆妄测一下,尚可发明一些,也仅列三条。
  理应呈现的都没有呈现,那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写在其时而不是在若干年之后。凑巧涉及以上四人文章的配景都在崇祯十一年的南京,我再妄断一句:除了所举四篇之外,卷二《燕子矶》,卷三《闵老子茶》《栖霞》,卷五《姚简叔画》,卷七《过剑门》,这一组南京纪事的文章都是崇祯十一年或稍后所写。假如进一步类推,那么卷一《日月湖》《天台牡丹》,卷六《天童寺僧》,卷七《阿育王寺舍利》,卷七《定海水操》,这一组游历宁波至天台一带的文章也是写于同一时期人,即崇祯十一年的上半年。

《新校注陶庵梦忆》, [明]张岱著,[清]王文诰评,栾保群校注,江苏凤凰文艺出书社,2019年2月出书。

  此刻《陶庵梦忆》(下简称《梦忆》,其实此书的本名就叫《梦忆》)已经被评论家认定是明亡之后的作品,甚至有人据此说,既然这些散文作于清代,那么就应该划入清代的文学史。于是一个用回想往日富贵来拜托亡国之痛、痛恨昔日荒诞的形象便徐徐成型,而阅读者也往往被动地接管了这一形象,固然读起《梦忆》的感受完全是另一回事:假如然有人能从《王月生》《柳敬亭说书》等名篇中能体会到张岱的“痛”和“悔”,那也是稀如星凤了。能读出来的是奇人,读不出来的也不必着急,因为这些文章中基础就没有什么“痛”和“悔”;没有也不能怪张岱,因为他写这些文章时明朝还没有亡。
  
  (二)《梦忆》中谈及家属姻亲世交的多有亡国之后所作。无他,天崩地坼之后,兰折桂焚,死的死,亡的亡,张岱栖身荒山,四顾孑然,自然要鼓起对亲故的忖量,对旧事的惦记。同时也无须顾及恩恩仇怨的纠结,可吊唁,可反省,可调侃。卷四《张氏声伎》《世美堂灯》《祁止祥癖》,卷五《麋公》,卷六《韵山》《朱氏保藏》《仲叔骨董》《噱社》《曹山》《齐景公墓花樽》,卷七《悬杪亭》《松化石》,卷八《楼船》《瑞草溪亭》,都属此类,个中总有一多数是此时所作。
   
  (一)张岱自言“饥饿之馀,好弄笔墨”。此时他已经在山中忍饥受饿几个月了,这时假如弄笔,首先会写些什么呢?目前七十岁以上的伴侣追念当年本身的经验,恐怕谜底极端“形而下”,那就是一个字:吃!我们当年的“饥饿之馀”,只要能措辞,就是谈吃,美其名曰“精力聚餐”。常人皆如此,张岱也不能免俗。此刻《梦忆》中谈吃的文章,多是这时写出来给本身精力聚餐的,卷四的《方物》《乳酪》,卷五《樊江陈氏橘》,卷七的《品山堂鱼宕》,卷八的《蟹会》皆是。再扩大一些,谈品茗的《兰雪茶》《禊泉》也有大概在内。或有读者认为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口”,张岱佳令郎总不会如此不堪吧。我只能说“饱人不敷语饿”,张长子假如不饿那么一年半载,他大概永远不会写这几篇美食文章。以他四代官吏的底气和本身的教化,尽量他的家财不敷本日富豪的百分之一,他也不会在网上晒菜盘子的。可以这样说吧:张长子美食家的名声实出自他的饥肠辘辘。别的,有疑问的伴侣还可以读一下张岱的诗集(浙江古籍出书社本的《瑯嬛文集》),哪里有《咏方物》三十余首,把《梦忆》中谈到的处所美食都更细致地在脑海里品味一遍,可以看到此时宗老的馋相。

  (三)新近发明的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梦忆》钞本,让我们知道《兖州阅武》一文中的“仇人”“敌骑”等字,原稿实为“胡人”“胡骑”“胡儿胡女”。这“胡人”就是“满人”,此时已经占领浙东,正在操作告发者来清剿抗拒或不平的顽民。假如此文写于顺治三年,张岱逃难不及,是不会为在文字上讨句自制而做无谓牺牲的。而假如不写于此时,最大的大概就是作于阅武之后不久,也就是崇祯四年。由此而猜测,每每涉及兖州探父期间诸事的文章,如卷一《金山夜戏》,卷二《孔庙桧》《孔林》《鲁藩烟火》,卷六《鲁府松棚》《一尺雪》《菊海》,卷七《冰山记》,都大抵写于崇祯二年至四年期间或稍晚,而不是亡国之后。尚有一卷本中的《苏州白兔》和《草妖》,都存在不为清廷所容的违碍字句,显然是崇祯年间所作。
  张岱在《史阙》中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往事,故摹写精心极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富贵繁华,已往便堪入画,当年正不敷观。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华美,又谁念故都光景,择端此图,即谓忠简(宗泽谥忠简)《请回銮表》可也。”张岱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了张择端的吊唁祖国之思,这画此刻谁都能看到复成品,不知有哪位能看到祖国之思。其实看不出来也无妨,因为据专家考据,张择端作此画时,北宋还没有亡。
  上举这些文章固然是若干年前的旧作,但张岱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读,犹如看到波折丛中的金狄铜驼,摩挲前尘,当年宏伟壮丽的宫阙此刻只剩下荒烟野草,发生黍离麦秀之思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把这些旧作编入《梦忆》,就是对旧作注入了新的感情,而存心打乱编排顺序以造成错觉,也是为了引导读者跟随他本身的怀旧情绪。但我们固然能领略张岱的怀旧体验,却不能用张岱的体验取代我们本日的阅读感觉,更不能强行改变那些篇章的创作时间,以姑息文学品评家们塑造的张岱形象。



  但张岱的《梦忆》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毕竟还纷歧样,因为张岱在《梦忆自序》中如是说:“饥饿之馀,好弄笔墨”,“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富贵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365bet,总成一梦”,“遥思旧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痛恨”。这不明大白白地说明,《梦忆》就是张岱在逃亡落难的日子里追忆往昔而写成的么?并且他谈《清明上河图》说的“富贵繁华,已往便堪入画,当年正不敷观”,不正是谈本身《梦忆》的创作体验么?

 《陶庵梦忆》中有几多亡国之痛?

  读者或者要问,《梦忆》中是有许多亡国前的旧作,你也对诸篇的写作年月做了大抵的判别,但这有什么意义么?太深的意义是没有的,但总能证明两点:
  
  一是张岱的《清明上河图》中不包罗他家的楼亭园池,不包罗牛首山的围猎和兖州阅武,更不包罗包应登的八卦房和阮胡子的戏班。张岱在饥饿之余还没有顾得上想王月生,想“过剑门”。他没有想,所以也不会为此尔痛恨自责。他想到了当年的美食,那是因为他饿,而不是有什么“朱门酒肉臭”的罪恶感。所以我们也不必到每篇中去寻觅“亡国之痛”和“痛恨”的主题,以拔高张岱的“思想地步”。
  依我的鄙见:张岱说的不行不信,也未可全信。可信的是,《梦忆》中有的文章确是明亡后所写;不行全信,则是因为《梦忆》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旧作,只是在张岱心里已经注入了别样的感情。
  《梦忆自序》写于顺治三年。顺治二年,弘光小朝廷覆亡,在是年秋九月之前,张岱介入了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权,奔忙于浙东各地。至年底,他见事不行为,才彻底离开鲁王政权,入山隐居,此为避难糊口之始。他先是隐居于绍兴西南百余里的越王峥,厥后行迹为人觉察,又逃往剡中。撤除往来奔忙,他能安平悄悄坐着受饿的时间顶多也就十个月阁下,而其间《石匮书》的写作最少也要占去一半功夫。张岱在不敷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二百多篇高程度的散文,这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古迹。并且,他在五十岁时“井喷”出晚明最光辉灿烂的小品之花,那么五十岁之前干什么了?他写的对象哪去了?所以把《梦忆》的创作全部归于顺治三年,或是由于没有当真阅读《梦忆》,可能是对《自序》的误读。
  张岱从来没有说《梦忆》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后所写,并且他也并不掩饰明亡前旧作的写作时间。如卷三《南镇祈梦》作于十六岁,卷三《丝社》中的小檄作于二十二岁稍后,卷三《斗鸡社》中提到的“檄”写于二十六岁(本篇实为此檄之小序),卷二《表胜庵》的启文写于二十九岁之前,卷八《露兄》写于三十七岁,卷三《龙喷池》中的“铭”作于四十三岁(铭前文字是叙其缘起),卷八《闰元宵》中的《张灯致语》写于四十四岁,卷六《水浒牌》的缘起和卷八《合采牌》中的“叙”不知作于何年代,但必定是在明亡之前。这九篇多为骈体和游戏文字,而谁也不会相信:《梦忆》中明亡前的旧文只有骈体而不收散体。

  那么《梦忆》中尚有哪些文章作于鼎革之前呢?其实不难判定,因为《梦忆》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时段内写成的一组文章,只要找到一篇的写作年月,其他就自然归类了。但张岱故作狡狯,把这些文章打散,“不次岁月”,“不分门类”,让读者有一种错觉,仿佛全是在深山中随想随写,想到什么写什么。亏得张岱敬重皮毛,不愿对旧文随便窜改,老是留下或时间,或所在,或气势气魄的陈迹。我不会写考证论文,却偏有妄测之习,也探索出一些“民科”级的妄测之法,下面就实验着从差异的角度略呈鄙见,限于篇幅,不多举证,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下《梦忆》诸篇的大抵写作年月。
  (二)从文章中对所写人物的立场,可以鉴定有些篇不行能是顺治三年所写。最典范的例子就是卷八的《阮圆海戏》。阮大铖早年投机东林,被逐出后又投靠阉党,名列逆案,以后与东林为仇。张岱与他交友是在崇祯十一年,交集点是对阮大铖戏剧才能的浏览。但在南明弘光时,正如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所说,阮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呼啸无忌”。弘光亡后,到张岱写《梦忆序》的时候,阮大铖不只是南明亡国的祸首罪魁,并且是卖身投降的汉奸,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民贼。马士英流窜浙东,张岱曾亲自领兵要去杀他;阮是马的谋主,比马还要阴毒,假如张岱碰着这位“故识”是不会手下包涵的。回过甚再看《阮圆海戏》,那样的文章能在此时写出来么?文章中只有一句“毁谤东林,辩宥魏党”,对他祸国投敌一字不提,这像是张岱么?与此相类的尚有卷四《牛首山狩猎》一篇,这里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时先与马士英为一党,后又开门降清的赵之龙,对这样的一个民族莠民,张岱会在此时把他添上一笔么?纵然是张岱那些形貌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着这样的疑问。如卷八《王月生》,张岱结识王月生是在崇祯十一年,从此王月生先后为孙武公、蔡香君所占有。崇祯十五年,张献忠攻下庐州,月生的了局固然据说纷歧,但惨死的动静是确实的,并且事过四年,张岱不行能没有风闻。张岱在《朱楚生》一文中尚且有一句“劳心忡忡,终以情死”的感叹,莫非王月生就不值得补上一叹?与月生同为“行恋人”的柳敬亭不只会说书,在南明政局中也饰演过一个不行小觑的脚色,他在左良玉幕中时曾往来于驻地与金陵之间,站在正直士医生一面与马阮奸党角斗。那么假如《柳麻子说书》一篇写在明亡之后,是不是也应该为柳麻子多加上些色泽呢?
  (一)《梦忆》中有不少摹习竟陵派,详细地说是摹习刘同人《帝京风景略》气势气魄的篇什。这些文章主要是写园林小景的,如卷一《筠芝亭》《砎园》,卷二《梅花书屋》《不二斋》《岣嵝山房》,卷七《山艇子》《愚公谷》,卷八《巘花阁》等。崇祯八年,刘侗的《帝京风景略》发行,一时名噪国内,张岱对刘同人的倾心,我在别处已经专门谈了,此处略过。只说《帝京风景略》的文章古奥幽深、字锤句炼,刘侗和于奕正关在南京的屋里写了一年,心血为枯,刊出不久就相继辞世。那么张岱在颠沛落难中有这样的闲暇和心境来字锤句炼么?最主要的是,五十岁的张岱已经在散文创作中到达随心所欲的成熟地步,他还会去仿照别人么?窃觉得上举诸篇,甚至可以扩展到其他气势气魄的园林小品,全是鼎革前的旧作,详细些说,以崇祯十年阁下的作品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