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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本心


  今世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适死了。对付中国的文化定义来,这是异常重大的损失。对付胡先生本人来说,我毋宁名誉他死得其所。在动荡的中国文化界,能像胡先生这样忠于本身的信仰且坚其晚节的学者,太少太少了。在今天的台湾,骂胡适是一件最安详的出风头的事。有人说他对大陆沦亡应该认真,有人说他是中国人的羞耻,有人骂他是学阀, 有人甚至主张把他空投大陆。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上)、《实验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倡导“斗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要领。

暴露飞檐一角,

对他高唱旧时歌,

我大清早起;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祥瑞——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建议“白话文”、率领新文化举动闻名于世。

  “ 我的仇人胡适之”和“ 我的伴侣胡适之”同样风行于中国的文化界。一个手无寸铁的学者, 竟能造成举国友之甚至举国敌之的排场,在现代中国,照旧绝无仅有的例子。事实上,才高于胡适者有之,学富于胡适者有之,国际声誉隆于胡适者有之( 如林语堂及李、杨 )。 然而胡适在中国文化界何故如此重要呢?此无他,胡适是思想界的一个首脑,他言行一致,坚持到底,365bet,并且用极其浅近明畅的白话来表达他的思想。胡适何适?他以古稀之年迢迢来归,固然在学问上并无满足的成绩,总算把这把老骨头庆幸地埋在这座孤岛上。

泪向心头落。


  当然,他也写新诗和散文,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思想转达的身分仍浓于艺术的缔造,亦即说明多于表示。他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新诗充其量像爱默生或梭罗的作品,但缺乏前者的玄想及后者的超逸,不,有时候他的新诗只是最粗浅的比方罢了: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声苦无人懂——

  然而胡先生究竟是民主的斗士、思想的长城、学界的重镇、中国现代化举动的敲打乐器、新文学举动的破冰船。和这种人同一时代是幸运的,也是庆幸的。我也曾有过骂他的激动,直到去年春天,在一个可眷念的场所我见到了他,见到了他那自然而诚实的风貌,我很打动。我为他的死惆怅。
  像这样的一首诗,在艺术上的评价实在很低,尽量它可以被引用来印证胡适的思想某人生立场。胡适在诗顶用了一点起码的象征,但是这种象征是浅近而现成的,不耐品味, 像是盖在思想上的一层玻璃,自己没有什么可观。又如下面的一首:

我不是高歌,

山下绿丛中,



  是以五四的新诗举动,本质上是语言的,不是艺术的,而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泰半是汗青的(historical ),不是美学的( aesthetic )。在今天的台湾,险些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逾越了《实验集 》。但是文学是徐徐成长而成的,不是无中生有的,没有胡适的尽力,怎能有今天的自觉与成绩?反过来说, 置我们于五四时代,我们的作品也许还不如《实验集》。况且胡适的勾当初不限于新诗一隅,他的成绩是全文化的。
  个中的说话与节拍,实在都是陈旧的,最多只是较自由的旧诗。事实上,五四时代的新诗人们,固然有志奉行新诗举动,但一方面由于对旧诗欠缺透视的间隔,对西洋诗尚未认识清楚;而另一方面,以白话为基本的新语文尚未演酿成熟,是以其时的新诗只是半旧不新的过渡时期的产品,做文学史的数据则可,做美感的工具就委曲了。一直要到徐、何、卞、李、冯、戴1诸人,新诗才算进入美的范畴。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良心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良心

  1918年插手《新青年》编辑部,大力大举倡导白话文,鼓吹本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举动的首脑。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叙述新旧文学的区别,倡导新文学创作,翻译法京城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门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颁发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中国的磨难正深,成见犹浓,胡适死了,民族的本心将跳得更弱。但是,当一个军阀、一个政客死时,他是完完全全地死了;当一个真正的学人死时,正是他另一生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