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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年7月22日达到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苦和存亡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个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明, 中国正值剧烈的“南京教难”期间,当局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封锁,包罗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工业也被充公。直到1623年今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大概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
  那么,这些书籍中毕竟有几多插图书籍呢?按照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实,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者” 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细、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画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书物《奇器图说》就是按照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年刊行。这本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器工程”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以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雷同文艺再起时之第一人”。书中保存了西文原书顶用“ABCD” 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要领,“在其时诚一惊讶”,《四库总目概要》对其批语为“怪诞恣肆不敷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画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良给时人带来的震惊。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机器工程学”的著作, 也不外是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七千卷”图书对 17 世纪文艺再起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影响深远。

  按照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据,到1949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757种629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 思量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该当比629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表明中国粹者对这批图书所谓“七千卷”的“浮夸”描写呢?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写大概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巨细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只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因此,大概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目睹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先容, 金尼阁原来的近700册书籍就被描写成“七千卷”了。

  展示“西国之画”往往成为传教士吸引中国人入教的一种有效方法,甚至关于西洋绘画的理论,最早也是由传教士向中国人报告并形成专著的。162年,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ois Sambiasi,1582-1649)出书中文《画答》一书,就被认为是 利玛窦之后教学西画理论的第一篇专论。书中开篇就讲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乐趣始于西方人物画:“中士问于西先生曰:西国之画人也,灵气烨然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闻乎?”毕方济答道,画的浸染乃抑恶扬善,“画恶鉴也,画善法也,师善省恶,画一得二,践形省貌,人可合道”,另外,在详细构图上,画要上宽下窄,“上宽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于世间事仅存一点”,最终目标是向上通达至无形之灵,而向下摒弃肉欲俗世之贪念。实际上,《画答》通篇是借表明如何画大好人物画之名, 报告基督教的宗教哲理。最后“闻者服先生之画之神”,被毕方济所讲宗教哲理吸引,“觉得身律”,不再研究“西国之画”,而一心向教了。

  在这笔捐钱的扶助下,从1616年5月开始,金尼阁分开罗马,先后达到其时欧洲的图书出书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买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书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500卷图书加以“豪华装帧”,一律回收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很多作家和出书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厥后一起达到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介入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过科隆达到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核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书提供了正当依据。

  早在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罗宗教、天文、数学、地理、修建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类开本巨细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 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细。17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厥后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局限,个中更是不乏精细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职位的必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筹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
  照旧这一年早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阁,踏上了与前辈利玛窦29年前沟通的海上航线。今人也许很难想象,其时选择这样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16、17世纪时,对象方交通的条件很是恶劣,海上风暴是屡见不鲜,就算躲过了暴风暗礁, 还要面临各个海疆里海盗不时的出没。据统计,仅1552年,从马六甲向东北飞行的船只,就有三分之一遇险。即便荣幸躲过这些外部威胁,在船舱里,因水土不平、瘟疫抱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损耗多数。面临前途未卜的飞行,险些每艘航船上都载有传教士,他们既是海员的心灵告慰者,辅佐海员度过一段段存亡未知的航程,同时也负担着拓展基督教外洋世界,抗衡日渐壮大的异教世界的重任。须知在教诲尚未普及的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又是博学的学者,他们一面享受着受教诲的特权, 一面把持着常识的阐释权,是其时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承者、摸索者和流传者,金尼阁就是个中之一。他17岁进入耶稣会初修院进修,成为文学学士,又顺应其时西方的时代潮水,插手远东传教的受训步队。终于,在而立之年,搭乘“我主耶稣”号 船,航向东方。
  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教士就已经数次向中国人展示过西洋“修建透视图”和“人体剖解图”。按照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等人的研究,利玛窦等人初到肇庆之 时,曾多次在“茶话会”上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西文书籍,个中,西方修建插图出格吸引中国人的留意,他们“以为极端危险,因为一所一所的都是层层的高楼”,但同时,也有人大为 称奇,暗示“愿意进修西洋的远景画法”,因为“它是和中国的画法丝绝不沟通的”。而中国粹者、兵备佥事毕拱辰则记述了 传教士邓玉函向其展示西洋剖解图的一次颠末,“时先生出西洋 人身图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不曾有”,厥后在传教士的辅佐下,毕拱辰将这部西洋剖解学著作译成中 文《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合订,是中国最早的西方 剖解学译著。毕拱辰作序称,宋庆积年间,也曾有人剖解监犯, “ 使医与画人一一摸索,绘觉得图,事与泰西颇类”,然其“精思研究”不及西士,可见此种剖解图不只施用于医者,也为中 国的“画人”所用。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认为,在中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版画和插图书,比油画和教堂壁画发生了更为重要、更为遍及的影响。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也附和这一概念,认为17世纪中国山水画明明地受到了西洋插图版画的影响。正如利玛窦所说,“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事物,远比纯真的语言有说服力”,活跃而富厚的插图,往往比纯真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西文图书中的插图,与中国传统视觉方法不甚沟通,更能激起深受晚明“尚奇”风潮影响的中国读者的好奇心。
  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书的《客座赘语》中,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写:“(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实,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可见,传教士所携图书不只纸质上乘、印刷精细、装帧富丽, 并且,个中不乏“细若丝发”的描画人物、修建的插图,这些 都给其时中国人留下了精采的印象。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除了京师、湖广、山东等地的水旱饥荒,云贵、河套、东北边疆的小骚乱,在中国汗青上, 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40多岁的万历天子,与230多岁的大明王朝,都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三分之二的年华,还没有几多人留意到满洲各部正在努尔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统一,更不消说远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陆上,英国人方才成立了一块名为“童贞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时,已经分开老家快30年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可以或许面见中国天子的空想。这个博学的意大利人, 在中国粹会了流利的官话,能纯熟书写文言书面语。就在这年春天,利玛窦与徐光启相助翻译的《几许原本》前六卷终于付印出书,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在从此的两个多世纪里,将成为中国人进修数学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正如此时刚中进士的徐光启无法预知改日后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利玛窦也无从知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止境,他一生为之格斗的中国传教事业,将要交付到与他同样踏上远东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手中。个中,一个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时人,不止一次踏上超过亚欧两大洲的凶险航程,将沉甸甸的行李带到中国,史称西洋图书“七千卷”。




《福音故事图像》(1593年安特卫普出书)铜版画插图(左)与《诵念珠规程》(1616-1624年南京出书)木版插图(右)较量。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序曲 :印刷术革命与西画东渐
   

  结语


  16世纪,当文艺再起举动已广泛欧美诸国,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晚明出书业泛起一片繁荣的情形,在尚奇风潮下,出书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以晋升贸易竞争力。此时跟着大帆海时代的到来,西洋书籍和插图不绝进入中国,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受到出书商的接待,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书物中,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发生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在17世纪以前,西文书籍输入中百姓间,还远没能形陈局限,这种环境直到耶稣会士金尼阁携“七千卷”西洋图书入华,才获得了大的更改。这一次对象交通的繁荣,一直一连到清初雍正朝的全面禁教。期间西洋图书的大局限入华,带来了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终于,1620年7月,经两年零三个月的海上飞行,携带着极重而精细的“七千卷”西文书籍,金尼阁再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以后,直到10年后逝于杭州,金尼阁再也没有分开这片地皮。

  这些装帧精细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程度、赢得常识阶级的尊重、提高社会职位、成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铺平阶梯。与托钵修会差异, 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精采的学术练习,具备深厚的人 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必然相识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巨细事件无不由上司抉择”(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较量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对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蹊径。耶稣会 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干系”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买通上层“干系” 的重要前言。

  1617年1月2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绩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代价高达1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事情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打扮的耶稣会士画像,大概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购书之旅”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承进入其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度,为了制止传教遭到其时已经吞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过问,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厥后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书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