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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民间工匠有本领仿照制造西式铜制仪器的例子,还可见于广州博物馆藏的一副听说是清末制造的混球仪上。在这件藏品上,刻有“顺德蔡真步堂最白氏造”等字样。这家店肆为何会建造和为谁建造这样的仪器,其准确水平如何,则一时难以讲求。我们可以揣摩的是,这种名称的店号,很大概主要出产的是堪舆用的罗盘和其他与天文地理有关的器具。
      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所藏的一批中国木制的风帆的模子、帆海用罗盘、袖珍日晷及这些物品的相关研究,也许可以使我们对“前现代”至“近代”一直存在的海洋世界多一点详细而微的相识。首先,恒久游弋在南海海疆,主导着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以至印度洋之间的商业的中国风帆,据英国研究船只的专家指出,有些在设计上是颠末改善、有选择地回收了欧洲船只的构件的。以从福州运载木柴到上海等地、以其船尾绘绘图案色彩缤纷而被称为“花屁股”的个中一种中国风帆为例,有些装配了欧式装置,有些却没有。然而,不管在时人或后人的心目中,中国木制风帆却老是“传统”的象征。
  一般而论的“近代史”以在海上作战的鸦片战争始,鸦片战争又自广州始,但有趣的是,近代史研究好像少有顾及海洋的世界,也较少留意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及其相近地域的处所社会,已经呈现了那些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变革。于是关于“西学东渐”的接头,由明末清初在宫廷发挥影响力的耶稣会教士(这甚至因为“时段”差异,不为某些治近代史者所体贴),一跃而至晚清的洋务举动、幼童留学、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甚至有些论者还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落伍关闭,365bet,是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将中国国门“打开”才有迈入“近代”之大概。这样的思路,忽略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糊口中的各种延续与创新,忽略了很多无心插柳的技能仿照为厥后决心追求西学或新学所奠基的基本。研究者也因而漠视了很多存在于史家规定为中国“近代”史时段中的“前近代”之物——如上述的风帆与日晷 ——故而对这不敷百年的“近代”史,缺乏多条理的领略。愚觉得,我们在治近代史时,不妨把本身研究的场景大概呈现之“物”亦思量在内,那么,“近代”作为“时间”就仿佛“空间”一样,不外是很多人和物曾经穿越过的川流,而不是把前后干系截断得清清楚楚的水闸。



  另一类可以显示这种较少为人留意的早期“西学东渐”的物件,是该馆所藏的帆海用罗盘和日晷。假如说旱罗盘为中国帆海人员遍及利用,是欧洲船只传到日本,再由日本船在16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一说仍有待检讨的话,清代安徽休宁出产的折叠式日晷,其展示的“西方”身分,则好像较量清晰。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藏有一批大多在自17世纪晚期以来便精于建造罗盘和日晷的安徽休宁出产的折叠式日盘或月盘,个中有标明“洋式”二字者。到底这个“洋式”是什么意思,专门研究这批日晷的日本学者高田季代志(Kiyoshi Takada)并无提出详细表明,不外,他指出,清代建造的日晷,全部都是用在清朝立国之初就已经回收的西洋历法,即将本来把逐日分成100刻的做法,改为逐日分成96刻(每个时辰分成上下,同时分成8刻,一天共96刻)。这种做法,好几个馆藏的袖珍日晷都有所反应,尽量束作者宣称他们“按古法监制”。
  在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这类与天文地理有关的中国藏品中,有两件铜制日晷,假如不是上面刻有中国时辰,很难教人相信是出自中国人之手。一是一只黄铜及珐琅制造的日晷(string-gnomon dial),这个日晷回收的也是新历法。高田季代志指出,这个日晷清楚地显示了耶稣会士的影响,更值得留意之处,是个中心的指南针回收的罗经花(compass rose,方位圈)是分成16份的,这是西方而非中国的惯常做法。据馆藏记录,这个日晷很大概是一个19世纪广州中国工匠凭据西式设计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制造的。另一个二分晷(equinoctial dial),据馆藏记录也是19世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西方影响很是明明,但更多的资料则付诸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