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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作为新文化资源的林纾与严复

  林、严翻译的跨文化代价
  1908年前后,周氏兄弟、钱玄同在东京就学于章太炎,与刘师培也颇有来往。这批将来的“新青年”此时倾向于“复古”,多用古奥难解的字句,以桐城派古文为朽败。厥后,章门门生在品评严复、林纾的时候,几多也带有此时的陈迹。鲁迅说严复的《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把稳,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周作人反感林纾拥护礼教,建议“文以载道”;林纾在给姚永概的信中嘲讽章太炎和章门门生为“庸妄巨子”和“庸妄之谬种”,钱玄同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桐城谬种”,直指林纾。尽量章门门生不喜所谓的古文家“义法”,然而陆建德却发明:古文义法正是林纾领略域外小说的论述手段,他“频频发明中西文心临近,不类而类”。
  新文化人对林纾、严复的品评背后也混合着更为巨大的因素:1913年,林纾被北大解聘,怨愤难平。在他看来,章太炎对本身的进攻是导致何燏时校长昏庸裁断的要害因素——这并不属实,诚如陈平原所言,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离职的,365bet,是整个大的政治情况,以及教诲制度的变革。不外,也应看到章太炎简直不满于林纾、严复的文字。在给友人的信件中,章氏对二人的评价也是相当尖刻:“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在他看来,严复之文有八股气;林纾之文装腔作势,不正经。章氏因主张文章要“修辞立诚”,因而尤其讨厌林纾的“小说之文”,认为“小说多于事外刻画”,与“修辞立诚”南辕北辙,是“文辞之坏”的祸首罪魁。与此同时,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学派”也对桐城文章的空疏之病、对“义法”的拘泥等大为不满。
  周作人曾动情地说:“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事情的精力,终是我们的师。”说林纾、严复曾经饰演过“新青年”的精力导师,也并不为过。
  林纾、严复的翻译不只在于让更多人相识西方,并且具有救时的意义。陆建德留意到林纾翻译狄更斯名著《大卫·科波菲尔》及《雾都孤儿》,强调百年前的英国与中国大有相似之处,意在先容英国僻静演进的改善主义履历;他从哈葛德的小说中看到墨西哥人在外患前忙于内战以至于亡国,从而提醒中国人勿因内哄使得外人渔翁得利;其《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意在“警觉国人民族独立之魂”。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和汗青小说。侦探小说的翻译有助于司法公正理念简直立,汗青题材的小说也可以辅佐中国读者熟悉欧美汗青历程。鲁迅当年读了林译小说也相当服气,尤其垂青《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因小说中“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反抗的景象,当时看了含有体现的意味”,无疑有救时的警觉浸染。林纾在《京华碧血录》中谴责义和团为了泄一己私愤而陷国度于水火之中,周作人也深觉得然:“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乃是最酷烈的果报,其贻害于后裔者比敌国的任何种惩创尤为重大。”严复亦如此,365bet,他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太过成长导致歼灭性的战争,从而但愿在东方的精力文明之中寻找出路。其实,这种救时之忧思在林、严的笔下并不少见,换言之,林、严其实都是勇于反躬反省之人。他们的尽力至今依然值得后人深思:中国事否可以有一种温和渐进的革新之道?
  “新青年”的先爱后恨
      比鲁迅小十岁的胡适对严、林也有着极高的评价:“严复是先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先容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他描写《天演论》“出书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很多人本身出钱刻版送人”。他本人亦受“物竞天择、适者保留”概念的影响而更名为“适”。林译小说曾伴随胡适渡过最容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
  作者:狄霞晨
  作为“新青年”前导的林、严
  书中的阐释颇能说明问题:清人邱炜萲评价《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汉文之典料,写欧人之脾性”。换言之,林纾的译笔让中国读者以为中西文化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隔膜;茶花女与亚猛的恋爱悲剧也动摇了婚姻必需取决于家世、工业等因素的中国固有见识,同样具有“开民智”的浸染。林纾向以真脾性闻名于世,其笔下的茶花女令人动容,时人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
  文无定法,两派之间的学术、文学之争,本无需上升到政治高度;然而在百年前的局面之下,林、严这两位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执盟主者,其刺耳之言也在浪潮高声中湮没不闻了。百年之后,当我们再度回顾,是否又能听到浪潮之外的木铎之声?(狄霞晨)


  纵然是比胡适小11岁的沈从文,青年时期也与林译小说相伴。他读过几十本林译小说,甚至认为林纾对新文学具有敦促力:“林译小说的普遍风行,在读者印象中更能接管谁人新见识,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诲’……新文学是从这个见识加以批改,并获得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天成绩的。”
  1881年出生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留意严复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连续购读”,“汇集完全”。《狂人日记》中便带有强烈的进化论意味,一句“救救孩子”更可谓点睛之笔。他传颂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受锐敏的人”,深表佩服。周氏兄弟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便曾受到严、林的影响。周作人回想:“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我们险些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付外国文学的兴味”。周氏兄弟一度热爱林译小说,只要印出一部,便跑到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1912年,鲁迅还特意花重金求购林纾之画,“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林纾早年翻译《迦茵小传》全本,未曾避忌其私通生子的情节,鲁迅对此颇有好感。据周作人言,《阿Q正传》中的“正传”二字即是其衍用“小传”并略作修改而成的。这些细节都折射出林、严二人在周氏兄弟心中的职位。
  曾几许时,林纾、严复从“我们的师”酿成了“封建文艺阵营里的大王”。是严、林变了,“新青年”变了,时代变了,抑或兼而有之?
  陆建德留意到:周氏兄弟、郭沫若和钱锺书等人都曾是严复、林纾的忠实读者。甚至可以说,严、林的翻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中国文学评论历来注重“知人论世”,若是一小我私家在道德品行上存在污点,或是逆潮水而行,往往会成为文学史书写中极重的负面标签。然而,非黑即白、非新即旧的评判若用于权衡过渡时期的汗青人物,则会遮蔽太多巨大的面向。林纾、严复自非白璧无瑕,然而简朴地将他们视作新文化的对立面,则不免令人心生迷惑:不是说“译才并世数严林”吗,为何晚清最先打仗西方、影响力最大的两位翻译家却会错认中国文化将来的走向?
  “以君妙笔为写生,浪潮高声起木铎”本是康有为赠予友人之诗,但愿其小说可以或许像观世音说法一般,叫醒公家,震动世界。陆建德借此来形容林纾在晚清文学界的木铎之声,衍伸至严复亦如此。
  “新青年”对林、严的厌恶,主要是认定他们阻挡新文化。通过抽丝剥茧,融汇中西的解读,陆建德澄清了很多以谣传讹的误会:林纾并不阻挡白话文(其《闽中新乐府》是最早的白话组诗之一),阻挡的是破除古文。其实严复也赞成拼音文字,但意在为汉字增添一种帮助东西,并非要代替汉字;林纾小说中的“荆生”是他想象中美化了的自我,并没有借武力来镇压新文化举动的故意。严复的政治立场看似守旧,其实是对直线式剧烈的革命持猜疑立场,对改良的巨大性和恒久性作有心理筹备;林纾的翻译简直收入可观,但他其实将大部门稿酬都用于慈善,以至于本身离京回乡时连旅费都凑不出,自叹“余居京廿年,其贫不能归”。
  林纾、严复在近代思想文化界的职位为何无人可以或许代替?在曾负笈剑桥求学问道,于中西文学规模深耕多年的陆建德看来,林、严翻译的自己也许是可以指摘的,但他们的跨文化代价,尤其是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转型中的意义却更值得我们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