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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书籍的物质形态,也有一条人造“鄙视链”

  如果我们回到书籍史上,要去理解人类书写背后的故事,就无法再对物质形态等形式轻描淡写。研究书籍的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也认为,要理解书写就必然地要扩展文本的外延。书籍的物质形态,作为一个分析维度,几乎散落于他的《书籍的秩序》一书任何角落。

作者 | 罗东

  谈书必言内容,内容最重要,况且那也是人们打开一本书最合理的理由。而形式则次之,可谈也可不谈。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看法。你看前几年,人们热衷于讨论纸质书是否会被电子书完全代替,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怎么争也没个让所有人信服的结果,不同意见也都得承认书籍的物质形态不重要,至少不比内容重要。能看书,何必在乎在哪看呢?此话没错。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书籍史上,要去理解人类书写背后的故事,就无法再对物质形态等形式轻描淡写。

  研究书籍的法国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也认为,要理解书写就必然地要扩展文本的外延。书籍的物质形态,作为一个分析维度,几乎散落于他的《书籍的秩序》一书任何角落。

  物质形态是演变的,而演变的结果,既可能由技术变革导致,也可能来自人的主动选择。技术上的变化直观明了,比如从册页书到电子书的演变。人的选择就要复杂一些,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份文本,也会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呈现出来,可以是精装,可以是粗糙的小书,还可以是舞台剧。不同的物质形态,阅读姿势或者说阅读的身体要求就不同,所获得的理解也会因此不同。

  比如书卷与册页书,虽然后者在技术上更便捷、更摩登,但事实上在“各种钱币、纪念碑、绘画及雕像上的形象仍然一直是书卷,因为书卷已成为知识与权威的象征。”在夏蒂埃看来,这是因为书卷必须展开以阅读,并用双手撑住,就像许多壁画和浮雕所展现的那样:读者不能边读边写,于是也就凸显出他人高声口授的重要性。


 书籍的物质形态,也有一条人造“鄙视链”


《书籍的秩序》,作者:(法)罗杰·夏蒂埃,译者:吴泓缈 张璐,版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


  再比如夏蒂埃举的另一个例子,莫里哀为路易十四而作的剧本《乔治·唐丹》在凡尔赛宫的演出是作为一场喜剧,主人公唐丹以财富换取贵族身份的愚蠢行为是如此地令人发笑。不过,这只是在王公贵族的眼里如此,因为该剧此后多次出演,物质形态上不断“降维”,当观众从宫廷扩展到民间不同人群之后,意思就改变了。在后者看来,这是一部意识形态的教育剧,在告诫人们贵族身份的稀少和尊贵,即使付出再多物质金钱也换不来这一身份。国王掌握着贵族身份的决定权,唐丹的结局彰显了国王至高无上地位。

  夏蒂埃对物质形态的强调,并非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机械的物质决定论者。这从他对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在符号学、文献学称霸的时代,人们过于注重书籍的物质形态,认为通过“编辑决策、印刷工坊的制作及印刷业习惯”就可以完成对文本的全面解读。作者这一身份被忽略。作者需要回归。只是“作者”才是如今人们更熟悉的讨论方向。比如,我们都熟悉书籍之所以需要一个或多个确定的作者,原因之一是出于责任认定的考虑。再比如,我们看见扉页印刷在世作者的肖像、亲笔手写等等,也都熟悉那是作者在加入个人意志,他要突出主体地位。

  如果考虑到物质形态,作者的书写内容也好,作者的个人意志也罢,抛开读者都不能得到完整理解。按照夏蒂埃的说法,也不能理解书籍史。一个文本究竟是什么意思,还需要纳入读者或围观者的理解。而他们的理解,是通过他们所使用的物质形态实现的。接触的物质形态不同,可能因为社会位置不同;社会位置相同,文化品位也可能不同;文化品位相同,个人趣味也可能不同。在这些物质形态内部终究有着或明或暗的人造“鄙视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