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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带你领略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书店

 带你领略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书店


  很多人都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但是梦想总是很难照进现实。
  他曾在半年内花光自己积蓄,只为藏书,用借来的钱买下一家创立于1942年的老牌书店,经营至今。
  他说,他想做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书店。他是朱帅,佳作书局的第四任经营者。
  在中央美术学院对面的花家地画材中心,隐藏着这样一家书店,在书店进门的金属板上,刻着“Since 1942”,这就是佳作书局的北京空间。
  1938年,佳作书局创始人马法伯(Max Faerber)以犹太难民身份从维也纳来到上海。1942年,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名“Paragon”,专营欧洲语言内容的书籍。1948年,马法伯带着一万多本藏书将书局从上海迁到纽约。马法伯和夫人Rae在中国的生活背景让书局专注于有关亚洲的书籍,也因此Paragon Book Gallery以“美国的东方书店”为人们所熟知。1989年,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亚洲艺术品商人,他将即将出售的书店买了下来,并恢复运营。2014年,朱帅从他手中买下了佳作书局,并和太太林恬一起,将其带回了中国,Paragon Book Gallery也正式有了自己中文的名字——佳作书局。
  朱帅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踏入佳作书局芝加哥空间的印象。书局没有广告牌,在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内,都是关于亚洲文化研究的相关书籍,第一次前往的朱帅在书局整整待了一周的时间,也仅仅翻阅了全部藏书的三分之一。“90步,是我从书局一端走到另一端的距离”。而成为这家传奇书局的经营者,他的每一步都异常艰辛。
  无知者无畏
  2006年,朱帅从湖南来到北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打过很多工,一辆单车陪他骑遍了北京。
  作为UCCA最早的一批志愿者,他参与配合了早期空间的筹备,及初期重要展览的工作。“我记得当时在美院听了秦思源介绍UCCA的讲座,就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近14个月的时间,成为了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从‘85新潮’到黄永砯个展,再到‘我们的未来’,几乎参与过展览和机构工作的各个环节。”从接触当代艺术的第一现场,朱帅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完成了回溯,从当代逐步推到古代。他参与过北大系列演出的推广,还因此机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文化产业课程班。“但那些都没有教会我如何经营一个书店。”
  2010年,他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美术文献方向。“学美术史,需要很多书做研究。那时候很多书都找不到,尤其是英文的,都是被放在注释或参考书目里的。 我就去一本一本地找,我喜欢的、需要的,通过各种途径买回来。做研究,不一定非得买书,我非得买这些书吗?也不是,但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爱好。”那时,已经近乎疯狂了。朱帅还记得当时用1000人民币的价格收藏了方闻的《心印》,2000美金收藏了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雕塑》,“那并不是一个学生可以承担的。”
  很快半年的时间,朱帅花光了自己打工攒下的几万元积蓄,几乎连房租都无法负担。他不得不整理出一部分书籍,放在旧书网上,认真地写了介绍。“那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买。2011年4月1日,我记得很清楚,接到一个电话,是美院的老师,要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后来,他们问我能不能继续帮他们买书。”
  就这样,朱帅从一个藏书者,变成了一个帮他人找书的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朱帅通过网络发现佳作书局的书籍收藏方向,并开始成为书局的客户。
  2012年,又是一通电话,佳作书局当时的经营者通过朋友邀请朱帅前往美国参观佳作书局。朱帅开始频繁地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每年甚至五六次往返,在佳作书局选购了一批又一批书籍。
  后来,朱帅才了解到因为佳作当时的店主年龄大了,也没有后代,要把这个店卖掉,尝试过几次转手,最后都没成功。2014年初,朱帅买下了佳作书局,用工作几年的积蓄,再在亲朋好友中筹借了一通,成为一个创业者。“我成了那个最不可能成交的人,那时还是学生,大概就是无知者无畏吧。”尽管,在后期与美国业务的交割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亏损了近百万美金。2016年,朱帅将佳作书局芝加哥的空间迁址,历经了近一年的调整,佳作书局美国的业务方才重新恢复。
  “这几年时间我都没有歇过。睁眼的第一件事情是书店,睡觉之前也是。一开始只有一两个人做,怎么注册,怎么拍照,怎么写条目,怎么运输,怎么报关……最初的个人行为,完全不需要操这么多心,后来要把它变成正式的生意,各种事情都变得很复杂,很不容易。后来有一两年里的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可能被这一棒子打得太晕。”
  一份值得珍视的事业
  做书店的过程,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这正也是作为书店,这样一个古老行业的魅力。
  朱帅接手佳作书局后,保持了书局的传统,会从不同的渠道回收老书和个人收藏。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芮效卫(David Roy)自1959年开始就在佳作书局购书,其耗费四十年而成的著作《金瓶梅》英译本,便参考了大量店内购得的书籍。在他耄耋之年,再度联系佳作书局,希望让陪伴自己多年的重要书籍再次回到相遇之地,留给更多需要它们的人。芮效卫认为佳作书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书店,它承载着时间的印记,凝聚着太多学者穷尽一生的研究精髓以及不朽的文明的力量。这部分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在佳作书局买的,上面还贴着当时佳作书局的标签。“这些书应该都是一本一本被买回来,慢慢地累积,然后它们又回到了佳作。我非常珍视这样的时刻。”
  佳作书局刚刚完成了已故中国艺术史学者艾瑞兹Richard Edwards的整个藏书。著名学者巫鸿、包华石的部分藏书、已故研究日本艺术的著名教授Penelope E. Mason(《日本艺术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Art”)的作者)的图书收藏、知名的已故亚洲艺术品收藏家Earl Morse的图书收藏,以及其他学者和收藏家的图书收藏也曾通过佳作书局的收藏得以留存。
  “2016年上半年,我去了趟纽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来来回回地去了咨询了好几次。闭馆之后,我在外面等公交车,有一个志愿者老太太来和我打招呼。她问我你是干嘛的,我说其实你想象不到我开了一个书店,而且那个书店曾经在纽约呆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她问我是什么书店,我告诉了她,她说她知道佳作书局,五十年代的时候,她就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家书店工作,与佳作相隔不远。她是个法国人,也是二战的时候从欧洲逃出来的。现在她八十多岁,50年代的时候她应该还很年轻,可能刚离开学校。”
  这样的瞬间,时刻提醒着朱帅,自己接下的,不仅仅是一座书店,更是一份值得被珍视的事业。
  2017年,佳作书局在北京的花家地庆祝了书局75周年。美术史家巫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龚继遂教授等人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对书局的祝贺。
  朱帅也曾通过邮件联系到了1967年开始在佳作书局工作的Richard G. Klein,在他的回忆里,分享了更多书局的细节,“1967年夏末我搬到了纽约,在这之前我一直住在特拉华州但经常往纽约跑。通常我在在纽约的三个去处分别是:当时位于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东14第38街道的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卡内基熟食店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Paragon Book Gallery有自己稳定的顾客。我记得有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著名外交家,奥地利外长、总统), 阿里阿卡巴汗(Ali Akbar Khan,印度古典音乐家), 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美国演员、导演), 社会名流Hope Lang—她成为了锡金王妃Hope Nyamgal, 亨利·摩根(Henry Morgan), Doc Severinsen(美国爵士乐号手), 以及许多来自学术界的人, 康奈尔图书馆的威廉C. 胡(William C. Hu), 纽约大学的索柏(Alexander Soper), 丹佛博物馆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和艾玛·邦克(Emma Bunker) 等等。”
  在佳作书局的经营过程中,朱帅坦言,也拒绝过很多人成为书局的客人。
  “这么多年来,我渐渐想清楚一件事,我们没有办法去服务所有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满足她们的口味和要求。倒不是因为个性或其他,确实是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团队的规模也不容许,如果我被这些所缠住,书局的很多事情就没办法深入。”
  作为一个没什么经营经验的人,朱帅坦言,他对钱没有那么敏感,在他的工作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更为直接地和国外的出版社和研究机构建立联系,让国内的学者和读者可以更快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心仪的书籍。
  有时,也会遇到有的顾客因为细小问题而反复讨论,他会觉得无奈和遗憾,“有些人,往往意识不到,是在一种特殊的际遇中和某本书相遇。”
  孤独地活着
  做书店,是孤独的,尤其是在中国。而活着,是朱帅对于佳作书局的坚持。
  “佳作书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也许正是经历了动荡与辗转,才能让每一代的经营者都能以最虔诚的心面对它。不是我们拥有佳作书局,而是我们归属于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璜生在书店75周年活动上,曾勉励他们:“距离百年老店只有25年了,一定要坚持住。”
  “抛开佳作书局的历史,”朱帅说,“单说在中国开书店的时间,我们也算是活下来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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