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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花城》主编: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
  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
  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


 《花城》主编: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



  《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
  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1978)《钟山》(1978)《花城》(1979)《当代》(1979)和《读书》(1979)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
  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
  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
  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
  “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
  《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

 《花城》主编: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

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


  “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

  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
  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
  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

 《花城》主编: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