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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演讲:我的灵魂保镖

  【编者按】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2月7日晚,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讲。内容如下,由李琬翻译。
  在演讲的最后汉德克念了一首诗,但他提交给瑞典学院的发言稿中并没有这首诗。


 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演讲:我的灵魂保镖

汉德克在瑞典学院演讲中 视频截图


  “玩这个游戏。不要期待一切都围绕你。寻找挑战。但不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绕开那些深藏不露的动机。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温柔而强大。参与其中,让胜负见鬼去吧。不要过度分析,不要算计,但是保持敏锐,对那些预兆的敏锐。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请其他人看向深处;要确保还有足够空间,试着认出每个人的形象。如果你不为一个决定而激动,不要去做。让你自己能够失败。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长长地漫步。永远不要忽视一棵树或一片水会告诉你的事。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转弯,允许自己晒太阳。不要在意你的亲戚,给陌生人帮助,低下身子来打量琐事,潜入无人之地,不要倾心于命运的戏剧性,笑着把冲突变成碎片。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证明是对的,叶子的窸窣作响变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荡。”
  四十年前,在那首被题为《关于乡村》(Über die Dörfer)的诗剧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出了上面这些话。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村子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叫Stara Vas,德语叫Altes Dorf(老村):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来说的话。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在一个本地的农庄,就在进入山区后不远的地方,一个精神发育迟缓的女孩做着挤奶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叫她“傻子”。这个女孩被一个农庄主强奸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那农庄主的妻子像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养大了这个孩子。那女孩,孩子的生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小男孩保持距离。于是这个孩子只知道他的母亲是那个农民的妻子。然后有一天,这个男孩还很小,但是已经学会说话了,他在倒刺铁丝网旁边一个人玩耍,结果被铁丝网卡住了。他越是挣扎,越是被缠得紧。他不断叫喊,直到那智障女工,那个傻子女孩,或者像我母亲那样,用一种介于Sanualpe和Karawank地区之间的方言称她为Treapn——听到叫声跑了过来。她立即解开了被缠住的小孩子。当这小孩所以为的他的母亲最终到达,而那个女工已经回到畜棚或者外面牧场上继续干活,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
在《短信长别》里,这个事件变成了一首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某家酒吧的某个夜晚,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个故事,歌曲每一节的结尾,歌手都感叹道:“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演讲:我的灵魂保镖

彼得·汉德克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或者用村里的斯洛文尼亚语说是Janez或Hanzej,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Marianum,准备学习成为神职人员。那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Klagenfurt/Celovec,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在打扫、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是斯洛文尼亚语所说的domotožje(没有定冠词)。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没有经历过变形,但是如果上帝或者命运,或者别的什么,需要它这样,那么也许就会被我写进书里。就像我题为《重现》 的那本,《第二次重现》。
  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Stara Vas,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Encelna Vas, Lipa, Ruda, Globasnica, Diekše, Rinkolah和Krcanje——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双眼”哭瞎了——那独眼士兵吗?哎!“他一直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了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在诗剧《关于乡村》里,最后一幕是在一个公墓。那开头说话的女人,Nova,面对那个男人、那个次角,但也主要是面对剧本里其他人物,那些主要人物——那个向彼此,也是向自己宣战的妹妹和哥哥说,这些她一直觉得很难说出的话:

 诺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演讲:我的灵魂保镖

彼得·汉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