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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良心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良心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余光中谈胡适:中国的良心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 。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
  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胡适死了。对于中国的文化界说来,这是异常重大的损失。对于胡先生本人来说,我毋宁庆幸他死得其所。在动荡的中国文化界,能像胡先生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且坚其晚节的学者,太少太少了。在今日的台湾,骂胡适是一件最安全的出风头的事。有人说他对大陆沦陷应该负责,有人说他是中国人的耻辱,有人骂他是学阀, 有人甚至主张把他空投大陆。
  “ 我的敌人胡适之”和“ 我的朋友胡适之”同样流行于中国的文化界。一个手无寸铁的学者, 竟能造成举国友之甚至举国敌之的局面,在现代中国,还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事实上,才高于胡适者有之,学富于胡适者有之,国际声誉隆于胡适者有之( 如林语堂及李、杨 )。 然而胡适在中国文化界何以如此重要呢?此无他,胡适是思想界的一个领袖,他言行一致,贯彻始终,而且用极其浅近明畅的白话来表达他的思想。胡适何适?他以古稀之年迢迢来归,虽然在学问上并无满意的成就,总算把这把老骨头光荣地埋在这座孤岛上。
  胡适已经死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亲痛仇快,棺已盖而论未定。我敢相信,历史的定论将是正面的。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领袖,也是现代化运动的一大功臣。没有胡适,我们眼前偏见之雾将更浓。没有胡适,我们和民主的距离将更远。没有胡适,我们的教育将更不现代化,更不普及。时至今日,我们最需要的仍然是科学与民主,因为科学并不等于原子炉或电视,民主也并不等于选举或罢免。有人斤斤计较,要凭信史溯五四运动之源。事实上这于胡适有何损? 可贵的不是谁先创始,而是谁最坚持不移,谁最具影响力量。
  胡适的影响遍及整个文化界。此处我想缩小范围,仅论其文学的一面。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骂胡适的人,必须用白话文,才能使别人了解。胡适鼓吹白话文学, 使文字与语言再度结合,乃年轻了久已暮气沉沉的中国旧文学。此举可以比之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华兹华斯的反古典运动。然而胡适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并不足以比拟但丁或华兹华斯。本质上他是一个改革家、运动家,不是一个作家。
  固然,他也写新诗和散文,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思想传达的成分仍浓于艺术的创造,亦即说明多于表现。他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新诗充其量像爱默生或梭罗的作品,但缺乏前者的玄想及后者的飘逸,不,有时候他的新诗只是最粗浅的譬喻而已: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像这样的一首诗,在艺术上的评价实在很低,尽管它可以被引用来印证胡适的思想或人生态度。胡适在诗中用了一点起码的象征,可是这种象征是浅近而现成的,不耐咀嚼, 像是盖在思想上的一层玻璃,本身没有什么可观。又如下面的一首: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