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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读书》四十年

  2019年,《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整。40年前,《读书》撼动中国读书界,成为启迪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刊物。适逢读书创刊40年,《三联生活周刊》“中读”app推出纪念活动,各文化媒体也刊载了有关《读书》的访谈和回忆文章。本周国内思想周报将梳理相关纪念文章,结合《读书》杂志历史和知识分子回忆,以呈现《读书》背后四十年的时代波澜和思想气氛之变迁。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推手

  《读书》的创始人到作者都是文化和出版领域卓有威望的老人:筹备《读书》杂志的领头人陈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主编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另一负责人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0年,49岁的沈昌文被调任为《读书》杂志负责人,在此后10年间,《读书》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杂志,并引导了近两代人的人文精神启蒙。
  《好奇心日报》作者曾梦龙提出,《读书》的影响力,源于其两大特点。一方面,《读书》以思想评论的形式,向国内引进引入大量新知。通过书评,大量读者首次接触到诸如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弗洛姆《爱的艺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等等涵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诸领域的西学经典。吴晓东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便回忆了在《读书》上初读“默默”所写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书评所感受的心灵震颤。“默默对《金蔷薇》的解读也重塑了更年轻一代学子的情感体认,进而把新的文明质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俄罗斯文学和命运的困惑,与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气候碰撞,使国人同样进入一种“怕和爱”生活图景里。
  另一方面,老、中、青三代作者的汇聚,让《读书》不仅保持了高质量的文章水准,同样成为不同代际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重要阵地。老一辈,有吕叔湘、金克木、舒芜、张中行、劳祖德、顾准等知识分子,而中青年一代,如董乐山、张宽、崔之元、汪晖、刘东、甘阳、许纪霖、李零、叶秀山、杜维明、张汝伦等人,也加入《读书》的作者群体,并逐渐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的中流砥柱。读者和作者的交流同样活跃,《南风窗》创办人秦朔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提及,1989年,21岁的他曾致信《读书》,表达对文章《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的不同见解,并由此和沈昌文成为忘年之交。跨越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的思想交流,让《读书》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1990年代:学术化转向


  自1996年汪晖和黄平接任《读书》杂志主编后,《读书》的风格发生明显变化:文学类文章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出现大量有关三农、全球化和亚洲问题的文章。曾梦龙认为,由于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的差异,《读书》从思想启蒙转而回归学术,可读性下降,文章也更为艰深。
  不过,对90年代《读书》的读者而言,这本杂志则具有另一种反思与批判意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在1990年代末期大学本科在读期间接触到了《读书》,他在三联“中读”平台上题为《除了精英白领,谁是中国崛起的另一面?》的演讲中回忆,正是《读书》上一批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让他开始思考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中国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1980年代的《读书》起到了思想引介的作用,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读书》则更强调以中国经验为主体,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者西方发展理论的问题和局限。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则在《伴跑》中回忆,2000年时,《读书》刊载了她所参与的、中日知识分子有关战争记忆的讨论的文章。两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加回避地交流经验和记忆,这在当时尚属罕见。文章刊发后引发一连串后续效应。和张慧瑜相似,与《读书》有关的经历也间接影响了孙歌后续的学术兴趣——这次经验,让她真正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政治与大政治的关系产生了切肤的感觉,从而转向了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


  未来的《读书》?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读书》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但其地位和角色已悄然变化:其影响圈层,正逐渐从大众收窄至范围更狭小的学术圈;而在各种思想刊物和知识渠道的竞争下,《读书》也不再成为读者理解人文和世界的唯一或主导平台。秦朔在接受曾梦龙采访时提出,从启蒙,到学术,再到知识的多元化,《读书》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舆论影响社会的一个主要地位。曾梦龙则认为,在知识人群体的分化、作者群的离散、杂志的多元化、技术的变革等背景之外,《读书》在思想界主导地位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1980年代末期社会开始的犬儒化趋势,人们对精神启蒙耐心的丧失让《读书》难以再契合时代。
  而孙歌依然相信,在同时代的各种刊物里,《读书》依然是对于现实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最强的杂志之一。每当社会上出现各种变化,《读书》总会推出相应的讨论。尤其在今天,当大众传媒正在日益垄断意义和价值的领域,社会生活也日益在传媒的影像下以丰富多样的表象迅速单一化时,《读书》的坚守才显得更为可贵。比起谈论《读书》“没落”,孙歌则更哀叹,像《读书》这样“可以在普通书报摊上买到的综合性学术思想刊物”实在太少。她担忧,同类纸本刊物的匮乏,让杂志没有了高水准的良性竞争,也就因此丧失了内在的革新动力。“一炮打响很容易,难的是持续地真实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