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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书之大者——阅读杨守敬

  书法是杨守敬一生学术成就的一个局部,所谓“书以载道”,这种“道”贯串于他的一生。关于他的书法取法,他曾说道:“我好金石,以汉碑六朝为最,唐碑次之,古印次之、古钱次之,古铜器又次之。”他的书法大抵取法欧阳询、颜真卿、《郑文公碑》《泰山金石峪》等,作品熔碑之气势与帖之秀润于一炉,用笔机动虚和、书写岑寂痛快。对金石学的研究也使他的书法不可是逗留在书写的层面,在他与严谷一六的笔谈中有这样的表述:“金石之学,以考据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夹涧有古松中堂 清 杨守敬

  湖北省博物馆藏
  此次“书之大者——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展”是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打算入选项目,我们从杨守敬一生的学书过程入手,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55岁之前;第二个阶段,55岁至65岁;第三个阶段,65岁至76岁归天。这三个阶段是他小我私家信风成熟的进程,我们可以从展出的40件墨迹和碑拓文献、手稿团结他的书学主张,看出杨守敬“碑帖互融”思想和实践的不绝完善。

 书之大者——阅读杨守敬

      本日我们以展览的方法梳理杨守敬书法艺术的成绩,365bet,一方面是为了惦记先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担任和发扬他严谨治学的立场,树立和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杨守敬一生所著学术著作达86种之多,涉猎遍及,研究博识。好比成绩最大的《水经注》研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上花的时间有40余年,这也是他一生用力最深、耗时最久、成绩最大的著作(晚年曾自谓:“此书不出,死不瞑目。”)。而书法在他整个学术过程中只是一个分支,好比他在30岁的时候写成的《评碑记》《评帖记》,43岁时与潘存合著的《楷法溯源》,到73岁完成的《学书迩言》等。另外,他大量购置中国漂泊在日本的唐宋古籍善本,刻《古逸丛书》,撰写《日本访书志》,并在日本流传碑学思想,同时他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次学家。而恰恰是这种阶段性的研究,成绩了杨守敬这样一种富厚的、多元开阔的视野,因为他学术触角的遍及性和综合性,也使得其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根植于这种大的学问基本之上,反过来,使他的书学理论研究与创作更具有书法史的前瞻性和文化史的厚度。

 书之大者——阅读杨守敬

  杨守敬是清代末期民国初年很是重要的一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和金石学家。

  杨守敬29岁所著 《评碑记》 (局部一)

  杨守敬对碑学思想的流传,使日本书法界眼界大开。有资料显示,杨守敬带去日本的碑拓有一万三千多份。在海内碑学思想已获得遍及流传的时候,此时的日本书法界一直遵守着汉字行楷书、化名、“二王”帖学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且这一时候日本书法界已开始有所反省。换句话说,杨守敬的到来恰逢那时。据最早和杨守敬有打仗的日下部鸣鹤所言,开始他们并没有以为杨守敬有什么过人之处。以其时严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的职位和声望,是不会等闲服气一位从中国来的书法家。但当他们和杨守敬有过多次打仗之后,这种环境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杨守敬的学识服气尤深,365bet,连续跟随其进修书法、探讨书学。因语言问题,他们的交换大多是通过笔谈的方法举办,1967年日本书道资料株式会社出书了由石桥启一郎主编的《八稜研斋随录》即是杨守敬与严谷一六的笔谈。1882年,为眷念笔的发现者蒙恬将军而雕刻的《蒙恬将军之像碑》即是请杨守敬撰文和书写的,这块碑至今竖立在日本东京墨田区三围神社内。
  湖北省博物馆藏
  展览除了对杨守敬中期和晚期的作品泛起以外,也对杨守敬对日本书坛以及《学书迩言》的影响做了简朴的梳理。

 书之大者——阅读杨守敬

  张文博

  杨守敬29岁所著 《评碑记》 (局部二)

  人的运气有时候存在于不经意的选择中。试想,杨守敬的人生要是缺少日本这一环,汗青又将以奈何的方法来书写?假如说杨守敬应钦使何如璋之招赴日是出于偶尔,那么最终使他抉择赴日任使馆随员就是一定,这个一定与他前六次科举(注:杨去日本前一共赴京介入了六次会试,第七次会试是1886年他在任黄冈教谕时期)失利、为生计思量有直接干系。其时杨守敬的经济状况并不抱负,这从他1879年在北京寄居潘孺初雷阳会馆后所记便可看出一二:“孺初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减食,以济吾困,此情此境,不堪回顾,记之以告子孙,其恩不行忘了。”

  可以说,杨守敬很早就奠基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汗青职位,其《评碑记》《评帖记》关于“崇碑”思想的提出比刘熙载所著《艺概·书概》早5年,比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早21年。杨守敬与他们差异的是在推崇碑学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碑帖并举”的主张,这比刘熙载、康有为提出的“尊碑抑帖”“尊魏鄙唐”越发客观,也更具有远见。在《评碑记》中,他指出:“碑版虽古,不必皆为书家之笔,集帖则非古各人不能预也。”他在推崇南北碑与集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之后,便没有新的书风面孔呈现了。所以杨守敬的《评碑记》《楷法溯源》都以唐代为边界,以后便可看出他对唐碑的重视水平。相较于刘熙载、康有为,杨守敬对清末民国书学研究影响力好像并没有他们大,主要原因除了著作完成后并没有获得实时发行和流传,更主要的是杨守敬当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小我私家影响力还不足,而这之后不久他便应何如璋之请携带《评碑记》《评帖记》手稿以及大量中国历代碑拓到了日本。
  (作者系“书之大者——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展”策展人、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张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