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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石守谦:谈古典与传统时,没人要求只是学习古人

  艺术史学者石守谦曾任职于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等,此前他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古典的延续与再生——从赵孟頫到董其昌与王原祁”中,提出“复古是中国艺术传统重要主轴,而不是保守”。
  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 www.thepaper.cn)对话时,石守谦结合上海书画出版社新出版的《古典的复兴》认为,在谈古典与传统的时候,没有人要求只是学习古人,“董其昌讲的变体很重要,在学习中进行变化与创新,这是让传统继续传承的动力。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在全球化中,我们已经没有自己了。每一座城市都有麦当劳、星巴克,你们觉得有点危险吗?我不反对喝星巴克,也不反对吃麦当劳,但是如果因此排斥了董其昌、王原祁,就太可惜了。”

 石守谦:谈古典与传统时,没人要求只是学习古人

石守谦在上海图书馆开讲

  澎湃新闻:您的学养和研究内容大多是东方的,曾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所所长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博士,和方闻、高居翰等有所接触。在您看来,东方学者的“自我研究”和西方学者的“他者视角”在中国画的观看和研究的侧重点上是否有不同?
  石守谦: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角度,严格说来,人和人都是不同的。所谓的东西方,还会牵涉到不同国别、族别,且对文化传统掌握、认识的深浅,每个人都不同。西方汉学家认识的所谓中国是从他们的背景出发,所以多多少少会受到他们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就好像今人研究明清,也很难真的和明清人一个样,因为我们接受了现代文化的洗礼。
  但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除了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多参考别的立场、得到的认识。而且现在资讯发达,信息传播很快,以后这方面的隔阂也会越来越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了解中国比较少考虑到“中国的认识”,完全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但这种现象几乎完全不存在了。“他者”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也越来越复杂。我们不鼓励自成壁垒,应该要多多对其他角度的观点进行学习,因为“他者”的角度其实是蛮重要的。
这一点上,比如高居翰,他注意到了一些传统中国学者不注意的画家,比如吴彬、张宏。

 石守谦:谈古典与传统时,没人要求只是学习古人

吴彬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馆曾举办“吴彬的绘画世界”特展

  澎湃新闻:您提倡以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绘画,现在国内也越来越多侧重将社会学和艺术史并轨观看,您的《风格与世变》一书也正是讲述了这种观看方式,是什么启发了您的这种并轨研究?
  石守谦:在美术史研究中有一种路线,是将其作为社会史、文化史的一部分来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研究渠道,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某一种风格会出现某一种风格会衰落。风格的兴衰以前比较偏向归因于天才的说法,某一段时间天才少了,某一种风格就衰落了,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潮流,尤其是20世纪后期更强烈。
思想和艺术也有流行和时尚,我们会注意是怎样的力量带动了思想和艺术的流动。所以到了最后,只研究艺术家不够,无法解释各种画派风格的起起伏伏,哪些受欢迎,哪些受排斥,我们一定要研究观众。
  比如对“四王”,徐悲鸿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人都不喜欢“四王”,认为这是中国艺术最不长进、最失败的地方,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那么衰弱,从这里就可看出来。但是其实当时对“四王”的贬抑和社会上收藏界的脉动是相反的。实际上,当时较保守的一派势力更大,他们的艺术的脉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同。因为没有土壤,新文化运动的艺术主张无法落实。务实地讲,在那个时代,如果想画油画,连画布、油彩等材料都不好找。同时,社会上收藏的人和观众也不知道这些很新的画在画什么。像上海决澜社的很多艺术家,比如庞薰琹,他们很了不起、很新潮、很前卫、也很努力,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观众。当然也不能怪观众,观众需要教育。所以不能只考虑到艺术家的问题。决澜社的艺术家的失败是因为时代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做历史研究,就想回答这些问题。这些社会性的因素,就是历史的变数。

 石守谦:谈古典与传统时,没人要求只是学习古人

王原祁,《辋川图卷》(局部) 纸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