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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21日

“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与流传

  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三篇。
  《张文襄公电稿》于“戊午(民国七年,1918年)六月二十七日编迄”,同年底正式刊行,封皮由张曾畴敬署,内封由陈宝琛题签,各卷终均有“戊戌许同莘编辑”字样。这是“四稿”之中最先面世的一种,也是许同莘整理的张之洞著述中卷帙最多、最具特色、也最耗费心力的一种。他曾以亲身见闻,说明张之洞对于电稿的异常重视:
  张文襄公电稿,始自督粤,讫于入相,先后二十三年,诸稿出自手书者十之八九,半生心血,具在于是。同莘曩以末学得奉教于幕下,窃见公端居深念,凡所规画,必穷究利弊,贯澈始终,一稿既成,反复涂改,务求事理之安而后已。庚辛之际,危疑震撼,焦心劳虑,绕室彷徨,手治文书,往往彻夜不寐,盖其尽瘁忘身如此。(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
  19世纪80年代初,清朝开始大规模架设电报线路,而不久即逢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冲突,为应对紧急态势,清政府进一步开放电奏,并利用电报加速地方之间信息快速。张之洞于重要公文书,向来亲力亲为。前在山西巡抚任上,苦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致张幼樵》,光绪八年五月)1884年,调任两广总督后,他即开始大量使用电报,此后近三十年的大吏生涯中,几乎无一日无电稿,无一稿不经心,“出于手稿者十之八九”。
  曾居张幕的陈衍指出幕主有“亲笔属稿”的习惯:“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再据张继煦亲身见闻,“公于重要文件,多亲自草,不假手于人。余在友人处见公庚子(1900)电稿涂乙殆遍,往往一字改易数次而后定”。(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换用张之洞本人的话说,“洞不能常作书,兹因差便,手布数纸。惟有电语,尚可时相闻问。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与手书无异也。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电奏千百言,更不待言。”(《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


 “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与流传

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电稿跨越时段长,涉及面宽,内容信息量丰富,反映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亦较深切著明,正因如此,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许同莘对电稿价值有充分认知:
  公以一身系中国安危,读公文字,可以验世运之盈虚,考时政之得失,一也。立功、立德,非言不传,章奏、文移,每为体裁所限,惟电文初无程式,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读公遗编,见公功德,二也。公历封疆三十年,除抚晋外(时山西无电线),无一日无电稿,无一稿不经心。按日寻绎,如日记、如年谱,忧乐之怀,顺逆之境,随处可见,三也。(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

 “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与流传

张之洞电稿手迹


  张之洞电稿因其记事系统、首尾完具的性质,在反映时政、世局以外,竟然还可有类同日记、年谱的功用。但电报形式特殊,在当时“多不发抄”,原件常有失落风险,许同莘检点遗稿,即发现“其中遗漏之处不可胜数,尤以函电为甚”。他对于“电稿”这一类文献,始终全神贯注,搜求不遗余力,《张文襄公电稿》跋文叙编纂经过:
  自公殁后,遗文未经流布,士夫皆思读之,公子君立京卿设书局,集旧日僚吏,属以编校。遭时多故,仅逾年而书局遂散。电稿一编,闽县王君孝绳实任辑录,著手方始,遽以病卒。同莘编奏议、公牍既竟,竭三载之力,始蒇其事。初,公在武昌置写官十余人,录往还全稿,丁未(1907)入都,以稿自随。而督粤者犹阙,同莘求副本于粤、鄂,则辛亥之变已荡焉无存。会王法使秉恩藏副箧中,出以相示,其散佚者,又借抄方略馆、总署档册以补之,于是条理贯穿,首尾完具。中经世变,得不失落,可谓幸矣。全稿凡二百余册,今所编录不及其半。
  按照广雅书局初设时期的分工,“电稿”编纂主要由王孝绳负责,辛亥年(1911)王氏去世后,许同莘全盘接手,“三历寒暑,始克竣事,整齐贯串,几经易稿”。对于电稿的保存、补阙情况,他有所总结:“电牍自己丑(1889)以后最完,乙巳(1905)、丙戊(1906)间置掾吏十余人写之,其尤要者,或抄至数分。同莘编辑之时,稿件以六七万计,从弟同莱助其校理,与底本合勘,又检出应补抄者二千余件。而督粤者尤阙,展转求之粤、鄂,则辛亥之变荡焉无有,幸王雪岑廉访(秉恩)藏副箧中,出以相示,并就方略馆、总署档册,勘对补其阙佚。于是条理贯穿,始末粗具。”(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
  综合以上几种说法,可知电稿的主要来源:(1)1889年张之洞督鄂以后电稿,基本保存完整,张本人在1907年北上之前,已命抄手按规定格式誊录副本,并携带到京。(2)督粤时期电稿,原本已不存(见《张文襄公电稿》梁鼎芬跋记),主要根据张之洞幕僚王秉恩所藏钞本录副,缺漏不足者据军机处方略馆、总理衙门档册补充。(3)其他又有陆续增补,如“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戊辰春得见幕府底本,依次录之,为补遗二卷”。据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交代,“奏稿中原缺光绪十年各电稿,及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遍觅弗获。及全集刊就,许君始于书肆中得之,延津之剑于是复合。……拟俟许君编公年谱告成,赓续补刊,特先识其概略,以代左券。”则光绪二十三年电文抄本的发现,已在《张文襄公全集》刊行之后,故未及编入,后亦未补刊,今或已散佚。

 “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与流传

张之洞戊戌(1898)电稿册(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