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民生互动 > 光亮讲坛版:“古诗”何故“十九首”
2014年05月21日

光亮讲坛版:“古诗”何故“十九首”

  显而易见,这样的见识照旧有更早渊源的,是从《庄子》讲的谁人庖丁游刃于骨血之间时就风行于世并一直传承下来的;向下,则到了萧统率人编集《文选》的时候,用这一天之大数来确定选编“古诗”的篇数,可以象征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数,象征着天下英华,已经席卷于斯。


  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作者在鼓吹其思想学说时本多托之于寓言,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明明属于这样的性质。既然不是实际产生的真事,那么,这位庖丁所讲的那几个刀具利用的时间长度,即一年(岁)、一个月和十九年,该当都只是形象的说法。作者为浮现这位庖丁因操刀有“道”“游刃有余”来报告其刀具利用期限之持久的,因而一般来说,作者应把这把刀具的利用期限设定为一个成数(譬如像之前的“族庖”的一月和“良庖”的一岁),同时也是一个大数,以显示其大大优于“族庖”“良庖”。所以这里的“十九年”,应该不像我们本日看来那么简朴。

  这里所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是指西晋文人陆机模仿其式写作的十四首“古诗”,此刻我们在陆机的文集傍边,可以看到个中的十二首,有十一首是在《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之内,还有《拟兰若生向阳》一首,其所拟之诗,在《古诗十九首》之外而见于《玉台新咏》,被视作枚乘的诗作。斟酌其文义,钟嵘讲的“陆机所拟十四首”,指的应该不是陆机的拟作而应该是指被他模仿的“古诗”原诗,所以下文才会有“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云云的说法,意即在被陆机所模仿的那十四首之外,还还有“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古诗”。这样看来,其时钟嵘所见所论的同类“古诗”总共应有五十九首。
  辛德勇 北京大学汗青学系传授。主要从事中国汗青地理学、汗青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念书与藏书之间》《秦汉政区与界线地理研究》《困学书城》《中国印刷史研究》等。
  其时萧统眼前到底摆放着几多首同类的“古诗”,如今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必定要比此刻看到的这“十九首”多出许多。钟嵘《诗品》开篇第一条,讲的就是这种所谓“古诗”,其文如下: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外行读“古诗”的一点想法,是不是“思入邪路”就不知道了,算是给各人提供一个念书时的参考。

  明朝万积年间,有个叫张凤翼的人,做了本《文选》注本叫《文选纂注》。这位张凤翼先生把“东城高且长”这首诗中的“燕赵多尤物,美者颜如玉”以下部门,拆成另一首诗单列,成了“古诗二十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总集类存目》一)。并且张凤翼本人对本身这一观点是颇为自负的(这一点检读《明文海》卷二二〇所录张凤翼《文选纂注序》即可清楚看出),并且张氏书成之后,365bet,一直有人承认张凤翼的观点。譬喻清朝很擅长文史考证的学者姚范,即觉得“玩其辞意,本二诗,分之为得”(清姚范《援鹑堂条记》卷四〇)。今世学者如余冠英先生,还进一步深入阐明这一问题,指出《文选》中这首诗的前后两部门“不单意思不毗连,情调也差异,显然是两首的拼合”(余冠英《乐府诗选》之《媒介》)。

演讲人:辛德勇 演讲所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2019年4月


  假如我们只看历代文人对《古诗十九首》艺术造诣的高度惊叹,虽然会把“十九”这个篇数看作是别无二致的决议,认为抉择这个篇数的,一定是一条环球公认的艺术尺度,多一篇不行,少一篇不可。但是,如上列引文所见,在同时代人钟嵘看来,在艺术上“文温以丽,意悲而远”,以至到达“触目惊心,可谓险些一字千金”水平的好诗,只有陆机所模仿的那十四首。不只如此,透过此刻可以或许看到的陆机所模仿的那十二首“古诗”的篇目,可知在这傍边至少有“兰若生向阳”一首,未被萧统编入《文选》。这说明,若是由差异的人来选择,编出来的《古诗十九首》大概会有所进出。
  昔人常用的成数,尚有“九”,清朝学者汪中写过一篇文章叫《释三九》,专门阐释过这一点:
  《光亮日报》( 2019年07月06日 06版)



  枚乘的《七发》,从总体上来看,大抵可以说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韵文。其主体部门,由七篇这样的文字组成,在《文选》里,是把其每一单篇像诗一样称之为“首”的,这就浮现出这种“七体”与诗临近的一面。枚乘的《七发》共有八篇文稿构成,《文选》的著录形式是“《七发》八首”,而主文只有七首,还有开头的一首,是序(六臣注《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唐张铣注)。“七”这一体裁,其后仿效的人有许多。《文选》里继枚乘《七发》之后,即收有一篇曹植的《七启》,曹植在篇首还有短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瑰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厥后宋人洪迈《容斋漫笔》卷七“七发”条和清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漫笔》卷一等,相继举述过更多雷同作品。
  “一奇二偶,一二不行觉得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行觉得数,故九者数之终也。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九为之节,‘九章’、‘九命’之属是也,此制度之实数也。”(《述学》内篇卷一《释三九》上)
  古诗是如何被编为十九首的
  在如此文化配景下,萧统在编选“古诗”的时候,思量到这一天之大数并适当姑息一下它而把选诗数目定为“十九”,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除了“十”“九”之外,古工钱文另有一种体裁,就是以“七”作为文体范例的名称。这种体裁,始创于西汉景帝时人枚乘,他写下的第一篇这类形式的文字,叫《七发》,被全文收录在《昭明文选》里。


  我要谈的这个题目,就是关于“古诗十九首”为什么是“十九首”的猜测。
  也许这基础不是一个问题,至少学术界好像从来没有人以为,这算是个问题。写几多首,虽然随作者的兴致。但就像我在前面谈到的“十”“九”和“七”这几个数目所浮现的那样,有时作者对写作的篇数是有出格思量的,何况这《古诗十九首》并不是一小我私家写的,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一批失名的作品编入《文选》今后,才传播下来的一个牢靠的称号,所以环境也许会更巨大一些。
  这里我举述一个西汉时期的事例。汉武帝时建造有《郊祀歌》,是一组由十九章组成的组诗,所谓“郊祀”,乃是供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也就是祭天用的。史称其时的祭奠场景是:“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皇帝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这样的地势与祭天的规格相应,而《郊祀歌》的篇章正是以“十九”这一天之大数构成,我想这不是偶尔的巧合。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数字
  而诗作的形式,除了每篇作品自己之外,在把多篇作品复合成为“组诗”的时候,有时对其篇章数目,也有一些考究。
  “十”是个整数,也可以说是一个成数,并且是一个比“一”大但又大不了太多的整数或成数,适合在糊口顶用作一个根基的单元去编排事项,譬如军事方面的“什伍”。其他尚有“十全武功”和“十大罪状”以致“十恶不赦”等。像“十”这样的成数,由于它被众所熟知,为众所惯用,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便很自然地会有人遵循这一成数来创作成组的“组诗”。像许多伴侣大概都很熟悉的《石鼓文》,凭据我的领略,它很大概是没有被孔夫子编录到《诗经》中的一组秦国“颂”诗。十个石碣上别离雕刻十首诗,正好组成一“什”,这不会是偶尔巧合,应是存心写成这个数。
  在高度赞赏陆机所模仿的那十四首“古诗”之后,钟嵘接下来又评议说,除此之外,他还见有“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古诗”,这些诗总的来说,“颇为总杂”,亦即程度东倒西歪,是相当混乱的。这虽然不是一种好的评价,而这首“去者日以疏”就是被萧统等人看成名篇而纳入《古诗十九首》之内。钟嵘这一说法,同样浮现出钟嵘、萧统两人目光的差别。接着看下去,我们看到,钟嵘又在“颇为总杂”的这四十五首“古诗”中矬子里拔大个儿,指出“客从远方来”和“橘柚垂华实”这两首固然达不到触目惊心、一字千金的水平,但也堪称“惊绝”。而这首“客从远方来”虽被收入《古诗十九首》傍边,但“橘柚垂华实”却不在其列。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雕人像及底部铭文。资料图片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这些诗作的创作年月,昭明太子都没有说明,只是把它编在了题名为李陵和苏武的几首“杂诗”之前。《古诗十九首》中有部门诗篇,被比《文选》编纂年稍晚的《玉台新咏》收入,但却是标志为西汉人枚乘的作品(见《玉台新咏》卷一)。更早的《文心雕龙》也有同样的说法(南齐刘勰《文心雕龙》卷二《明诗》)。这一环境,好像可以证明,《文选》这样的编排序次,遵循的是这些古诗的写作年月。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指出,《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东汉时期与班固同时人傅毅之手(南齐刘勰《文心雕龙》卷二《明诗》),唐人李善亦谓所谓枚乘之作,乃“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顿时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李善注《文选》卷二九失名《古诗》注)。不外南朝萧梁的钟嵘在《诗品》里又说这些古诗“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即谓曹植和王粲才是这些古诗的作者(《诗品》卷上)。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哪些人写出的这些诗,精确地讲,早已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

  中原先人发现了“年”——这也就是此刻我们各人过的“中国年”。这个“年”或十二个月,就是所谓“平年”;十三个月,就是所谓“闰年”。平年的“年”比一“岁”短点儿,闰年的“年”再比一“岁”长点儿,然后再在一个长时段内,有纪律地配置闰月。这样截长补短平均来看,每一个“年”和一“岁”的时间长度就大抵差之不远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周而复始地轮番转。


  关于“十九”之数的意料
  像《诗经》雅、颂之“什”,即是在以“什”作单元来编录诗作,此即唐初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所说:“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经典释文》卷六)个中也有个体好像与此稍有违异的环境,像精致《荡之什》和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实际上都含诗十一篇,但这是因为它们都只是在精致和周颂这一类诗里的最后“止存一篇”,故不再另行别起,搪塞着将这最后一篇统编在这一类诗的最后一“什”之内(清胡文英《诗经逢原》卷一〇)。“什”作为一个根基的编排数目,照旧较量明晰的。
  在六、七、八这几个数目中,“七”是一个具有很强象征意义的数字,但这种象征性意义最光鲜、最强烈的浮现,并不是唐人张铣所说的少阳之数,而是“七政”之“七”。所谓“七政”,见于《尚书·尧典》,乃谓舜帝“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这个“七政”或亦书作“七正”,指的就是红日白月加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有人表明为北斗七星,不管哪种表明,都是高悬上天的明晃晃的符号。这些天体,在昔人的社会糊口中具有很是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我觉得“七体”之“七”取义于此的大概性,是要远远高于所谓少阳之数的。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翻宋刻本《陆士衡集》。资料图片

  我主要做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事情,有时在读古书进程中,也会留意到一些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的内容。于是我就从中找出一个题目,谈谈本身的一点想法。
  虽然,这究竟只是一种臆测。在座必然有伴侣在想,当初孔夫子选《诗》定为三百零五篇,就不是什么成数,谁知道萧统和他手下那帮文士其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的,所以我只是和各人讲一下,我所领略的一种大概性。我们研究一切留在我们身后的汗青问题,都需要一点儿公道的想象。若是这样对待汗青,这样对待我们对汗青问题的研究,那么,我本日讲的这些大概有点“漫无边际”的话,也许会对我们深入认识相关问题几多有些辅佐;至少我可以说,固然此刻还不能证实萧统在《文选》中选编“古诗”时确定的“十九”这一篇数必然是基于十九年一章这一天文历法上的成数,但恐怕也找不到直接证据来解除去这种大概性。
  个中的一派,较量注重从五言诗的发生年月和这些诗作的总体艺术气势气魄来做阐明。凭据他们的观点,在传世文献所见五言诗的源流脉络中,《古诗十九首》处于一个很靠前的位置,现代学者隋树森用“五言新体诗的星宿海”来形象地表述这一职位(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首隋氏自序)。因此,从总体成长形势来看,《古诗十九首》这组诗的发生年月,也就可以说是五言诗的鼓起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考证第一好手钱大昕即明晰阐释说:“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也就是说,《古诗十九首》的发生年月,毫不会在枚乘所糊口的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肯定是在这一时期今后才会发生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五言诗(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七言在五言之前”条)。钱大昕这一说法,可以视为这一派学者的早期代表。这一派学者,衍生至于今世,即是马茂元先生的“东汉后期说”,即认为《古诗十九首》应是“建安以前东汉末期的作品”。马茂元先生是《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专家,出书有研究专著《古诗十九首摸索》,在座的同学和伴侣,必定有人读过,其详细论证进程,我在这里不必多说了。

黑水城遗址出土北宋刻本《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资料图片

  这种拼合两诗为一诗的环境,正可说明《文选》选录这十九首“古诗”,并不像后裔许多文人学士所赞赏的那样完美无缺,更不像王渔洋描画的那样“妙如无缝天衣”(王士祯《五言诗选》卷首《凡例》)。因而,纯真就诸诗内容的完善水平而言,“十九”这个数目,也就并不长短此数不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像萧统这样从六十首上下的“古诗”中选出十九篇诗,照旧像陆机那样只看中个中的十四篇诗,可能说像钟嵘那样在陆机的十四篇之外再思量弥补几篇与之差相似乎的篇章,都只是一种主观的取舍,并无绝对的客观性可言。
  不外用《周易》的少阳之数来解“七体”之“七”,显得有些过分迂曲。我认为,之所以会以一个确定的数目来写作一组作品,首先是作者需要以这种多篇组合的形式来表述其旨意,而详细选择写几多篇数,首先思量的仍然是要听从于内容表述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是可觉得姑息某种数目标象征意义可能惯行用法而适当做出调解的。譬如在六、七、八之间,有时可以都调解为七;而八、九、十这几个数目,往往也都可以调解为九,等等。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七体”的呈现,首先即是一组作品若是由九篇、十篇组成,数量太多;或六或七或八,较“九”“十”这两个成数稍小,就都有大概是切合人们需要的数目。
  这个“一章”之数,简朴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所谓“阴阳合历”,就是这样的历法要把太阳绕日环行的周期(即太阳“视举动”的周期,实际上是地球绕日运行的周期)、也就是所谓“岁”,同月亮绕地环行的周期、也就是“月”这两个周期,归并在同一个别系之内。
  拟定历法的基本是天文,是天体运行的时间周期。这样来看,这个“十九”,不只是一个“成数”,并且照旧一个重要的天之大数。对付昔人来说,它是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的日日夜夜、每时每刻的日常糊口。
  清朝乾嘉时期今后迄至今世,跟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古诗十九首》写作年月的认识,大抵可以分为两派。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庄子·养生主》)

  但是,出自心性,发为心声,这仿佛只是文学艺术的一个侧面,虽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最本质的一个方面。诗虽在远方,诗人却不管在时间维度上照旧在空间名堂中,都和他地址的谁人时代的万千众生鬼混在一起。文学艺术作品,出格是“诗”这种体裁,它之所以可以或许感感人心,警觉世人,其外在的形式也是原因之一。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的山歌时调,都有一个特定的形式在哪里,至少成熟的、类型的诗作一直是这样。

  综上所述,这十九首“古诗”的来历相当巨大。不外若是简朴地讲,则应如钱大昕所云:“《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时。”(钱大昕《古诗十九首说序》,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三)纵然是强烈主张这十九首诗同出于东汉末年的马茂元先生,也认可这十九首诗“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古诗十九首摸索》卷首《媒介》)。——这就意味着,当初昭明太子萧统在把这些散存于世间的无名氏诗作编录到《文选》傍边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主观取舍空间的。
  钟嵘和萧统是同时代人。这就意味着萧统在编录《文选》时可供择取的古诗,其局限,至少也要在六十首上下。在这样的基本上来甄选编录,选多选少,选哪篇不选哪篇,就完全要由萧统和他手下帮闲的文士们来抉择了。

“古诗”何故“十九首”

  按照月球、地球运行的周期纪律,在一十九“年”之内配置七个闰月,就可以概略实现上述方针,昔人也就是这样干的,而且在历法体系中,把这十九年称为“一章”。


  只要脚踏实地地对待被萧统等人选入“十九首”之内的这些“古诗”的内容,就不难发明,这些诗作并非精细绝伦,差异水平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处所。譬喻,入选《古诗十九首》第十二首的“东城高且长”,陆机也有拟作,题作《拟东城一何高》,因而这也是钟嵘所说触目惊心、一字千金的名篇,但是这首诗却明明可以区分为前后两段:其前半段,到“荡涤放情志,作甚自竣事”这两句截断;后半段则是从“燕赵多尤物,美者颜如玉”这两句开始。

  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个汉代玉雕人像,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美女的屁股底下有阴刻铭文曰:“维古美女王公延十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打点处《满城汉墓掘客陈诉》)“延十九年”,显然是延寿十九年的意思。现代人要是给人祝寿时说“祝你长命十九年”,会是奈何一种局势?但西汉人就这么用了,这说明白什么?说明“十九”这个天之大数,可以表征一个比这个数目自己要大得许多的数值,是相当于千年、万年以至永远的,所以汉朝人才会有这样的用法。
  但是前人理会《庄子》,对此却大多不甚寄望。较早有唐人成玄英给《庄子》作疏,谓“十,阴数也。九阳数也。故十九年极阴阳之妙也”(成氏《南华真经注疏》卷二)。北宋人吕惠卿撰《庄子义》,谓“十有九则阴阳之极数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①》之《吕观文进庄子义》)。明末学者方以智,也看出这里边有花样,但却仍然没能看穿肯綮地址。方氏说:“十九年:以十年为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方以智《药地炮庄》卷二)清初大儒王夫之所撰《庄子解》,概略沿承了这一说法而稍有变通,称“十年为率而又九年,形其久也”(《庄子解》卷三)。可这种说法这既不合乎文法也没有原理,不外是在无可怎样之中“强作解人”罢了。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雕人像及底部铭文。资料图片


  在这种环境下,在萧统想比陆机多选一些“古诗”的时候,是选十七首、十八首、十九首照旧二十首,就是可多可少的事儿了,那么他就大概会参照其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来确定这个数字了。
  关于“七体”的这个“七”,唐人张铣释曰:“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六臣注《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唐张铣注)所谓“少阳”出自《易经》,其数为七,在由老阴(其数为六)、老阳(其数为九)、少阴(其数为八)、少阳组成的两仪四象阴阳轮回转化体系傍边,处于阳之生发阶段,故张铣做此解读。